（1）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決議》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製’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接著，《決議》還分析了那樣做的危害性。
（2）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錯誤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堅持按勞分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決議》指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這是我們黨以決議的形式，對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這兩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重大原則的明確肯定。
（3）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決議》指出：“目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是浮誇。這是同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不相容的，是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不利的。我們的經濟工作必須愈做愈細致，我們的各級領導工作人員必須善於區別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區別有根據的要求和沒有根據的要求，對情況的判斷必須力求接近客觀實際。”
12月9日，毛澤東在六中全會上講了12個問題。講到“一些黨內外的爭論問題”時，他說：最近圍繞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有各種議論。對於這個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一人一說，十人十說。大體上有幾說，一說就是要性急一點，紛紛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製，紛紛宣布兩年或三年或四年進入生產主義。缺點是太急了一點。我們這一回這個決議，主要的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麵的，就是說，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沒有好處。在講到“研究政治經濟學”時，他說：為了我們自己的事業、當前的工作，來研究這個經濟理論問題（就是政治經濟學），比較平素我們離開實際專門看書要好得多，容易看懂。在目前研究這個問題，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在講到“兩種可能性”時，他再次強調：我總是講兩種分析。一個事物中間兩種對立的東西。現在我們看一下公共食堂、托兒所、人民公社，這些東西會不會鞏固？看來是會鞏固的。但是，要料到，有些東西要垮掉。鞏固和垮掉，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從毛澤東的這些話來看，他一方麵對人民公社的鞏固是有信心的，希望它鞏固，力求它鞏固；另一方麵，他又擔心人民公社中間的某些東西會垮掉，或者說要做垮掉的思想準備。
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及其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主要鋒芒是糾正左傾錯誤的，但同時它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一些“左”的東西。全會精神下達後，並沒有有效地刹住“共產風”。會後，毛澤東繼續進行調查研究，致力於糾左工作。
第二次鄭州會議：觸及公社化錯誤實質
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閉幕以後，全國各地農村貫徹全會精神，整頓人民公社。毛澤東仍然以主要精力繼續研究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中的問題，以期進一步解決。1959年1月底2月初，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2月2日，毛澤東在會上的講話，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發表了一些發人深省的重要意見。他說：我們對於搞經濟建設還是小孩子，雖然我們現在年紀不小了。應該承認這一點：向地球作戰，向自然界開戰，這個戰略戰術，我們就是不懂，就是不會。要正麵肯定這是我們的錯誤，就是沒有注意。他還說：從總的看，不論我們定的這些指標、這些主觀願望、這些計劃適合不適合，對我們都是從實踐中找經驗。這一場戰爭，我們經驗不足。關於客觀規律、按比例，這個問題我是沒有解決的，這個問題我不懂。現在我們似乎在這裏接觸這個問題了。請大家接觸這個問題，研究研究，究竟什麼叫按比例發展。毛澤東的這一席話是坦率而真誠的。
2月下旬，毛澤東到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他發現，由於公社化，國家同農民的關係緊張，不少生產隊瞞產私分，公社內部的所有製還有問題。於是，他提議並主持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會議從2月27日至3月5日，主要議題是人民公社問題。會議結果是，同意毛澤東在會上的講話，製定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起草了《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製的若幹規定（草案）》，形成了包括上述三個內容的《鄭州會議記錄》，下發全黨。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中心思想是強調從調整公社內部的所有製入手，進一步解決公社化運動帶來的一係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