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工作會議，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出席。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說明了他發動對反冒進的批評的目的。3月9日，他發言說，反冒進是個方針性的錯誤，南寧會議提出了這個問題，有許多同誌緊張，現在好了。談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語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絕無要哪一個同誌不好混之意。
顯然，批評反冒進，就是要統一思想，實行“躍進”。
陳雲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上又檢討了反冒進的“錯誤”。
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雖然說，反冒進問題可以不再談了，但他仍然不太放心。1958年4月他在武昌會議聽一些省市的工作彙報時，表達了這種心情。4月8日，他聽葉飛彙報時插話說，有些人可能是“觀潮派”“秋後算賬派”，如果今年得不到豐收，還會有人出來說“我早就有先見之明，還是我的對”，到時又要刮台風的。黨內中間偏右的人是觀潮派，他們是“樓觀滄海月，門對浙江潮”。這是宋之問寫的《靈隱寺》一詩中的句子。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召開八大二次會議，會議再次猛烈地批判了反冒進。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工作報告，對批評反冒進作了結論。報告說：反冒進損害了群眾的積極性，影響了1957年的生產建設，特別是影響了農業的發展，形成了“馬鞍形”。
會上，黨的曆史上出現過的那種開展過火黨內鬥爭的氣氛很濃，有不少人在發言中猛烈批評反冒進，覺得這個結論對反冒進的批評還不夠，語氣輕了，對立麵講得不夠，應徹底清算反冒進的“錯誤”。各地方代表也在會上報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團”“右傾集團”“反黨集團”作鬥爭的經過。
在這種氣氛下，陳雲和周恩來、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都在會上再一次就反冒進“錯誤”，違心地作了自我批評。
應該說，周恩來和陳雲等人就反冒進問題做檢討，心態是很複雜的。反冒進是在當時經濟形勢下必須采取的措施，實際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以後，左傾急躁冒進思想逐漸在黨內上升，使他們處於很不利的地位。當時毛澤東的威望很高，而且從維護毛澤東的威信、維護黨內團結的良好願望出發，他們不能對毛澤東批評反冒進一事表示異議。
在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甚至委婉地提出自己不適合再當總理。雖然會議挽留了他，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壓力之大。陳雲也不可能不感受到這一點。
批評了反冒進，“統一”了全黨思想，會議正式通過毛澤東倡議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提出了一係列經濟建設的高指標。
至此，批評反冒進的問題，才告一段落。
計劃節節拔高，陳雲心懷疑慮
批評反冒進，為冒進掃清了思想上的障礙。各地紛紛以反對所謂右傾保守為柴薪，為經濟上的冒進加熱、升溫，從而形成了貽禍慘烈的“大躍進”狂潮。
“躍進”是毛澤東比較欣賞的用語。1958年5月25日，彭真給毛澤東送去一份材料，即《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3日關於發動全民討論農業四十條的社論，並說明這是最早使用“躍進”一詞的地方。毛澤東當即寫信讚揚說，發明“躍進”這個詞的人“其功不在禹下”。並說：“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實際上，早在1957年6月23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的會議上，為了批駁大鳴大放中有人說1956年經濟建設是全麵冒進的言論，就使用了“躍進”一詞，說1956年是“躍進的步驟”“躍進的發展”。所以，1958年5月26日，彭真又把周恩來這個報告送給毛澤東，把“躍進”一詞的發明權歸於周恩來。
毛澤東欣賞“躍進”一詞，一個主要原因是它堵住了反冒進之口。他在1958年5月26政治局、書記處各同誌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及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其他同誌的信中說：“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