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後陳雲歎一口氣對周太和等人說：“我一個黨中央副主席，連這樣一個小問題都解決不了，實在對不起人民。”回到上海後，陳雲把這個意見向上海市委反映，陳丕顯親自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由於事情牽涉整個商業流通體製，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很好解決，水產品仍要經過幾個批發環節進入市場，所以市場上看不到活魚。這個問題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逐漸得到解決。
7月12日下午，陳雲一行完成調查任務，離開小蒸。
為了論證在小蒸公社調查的問題，進行比較，陳雲又到與青浦情況相似的杭州、蘇州找了幾個縣委書記和若幹個大隊支部書記，研究種雙季稻和種小麥的問題，也問了養豬和自留地情況，然後又到與青浦土地、人口、氣候條件不同的浙江蕭山、江蘇無錫兩縣調查種植情況。
在杭州，陳雲把調查結果向毛澤東作了彙報，隨後又向周恩來作了彙報，他們都認為很好。
此後，陳雲又就養豬、農作物種植安排、自留地三個問題同上海市委、江蘇省委、浙江省委交換了意見。
最後，陳雲把這次調查發現的問題和幾點建議整理出來，專門給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陳雲在信中把這次了解到群眾的幾點意見概括為四點，一是糧食吃不飽；二是基層幹部不顧實際、瞎吹高指標，參加勞動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幹部在生產中瞎指揮，不向群眾進行自我批評；四是沒有把集體生產組織好，農民積極性差，相反，對自留地、副業生產積極性高。隨信附了這次青浦農村調查的三個專題調查報告：《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
通過這次深入調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引起了陳雲新的思考：為什麼直到1962年三年調整時期快結束的時候，產量雖有回升，但還未恢複到曆史最高水平？1958年我國糧食產量已達到4000億斤，人均為606斤。1960年下跌到2870億斤，到1962年才恢複到3200億斤，人均隻有475斤，要怎麼才能迅速走出低穀呢？青浦調查後，陳雲日益焦慮不安，不斷探索出路。
七千人大會婉謝毛主席，西樓會議慷慨陳詞
“大躍進”後經濟工作麵臨的困難局麵，財經部門雖然有最直接的感受，但囿於認識上的局限，不能跳出“躍進”的框子，因此也就不能正確分析形勢，隻知道形勢很困難，心裏著急，又找不出克服困難的辦法，工作十分被動。
1961年8月9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聽取計劃會議彙報時，對財經部門貫徹調整方針不力的現象，提出了批評，說：“去年北戴河會議提出八字方針，究竟怎樣貫徹，一年多了還沒有具體化，各部、各地區和計委都沒有具體地安排。”
1961年8月，中共中央再次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當時負責經濟工作的李富春講話說，“八字方針”提出以後，想調整，但總想在重工業生產已達到的水平上調整，結果延誤了時間。現在認識到，整個工業不後退，不退夠，不鬆動一個時期，就不能調整。
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讚成這個意見，認為隻有退夠，調整好比例關係，才能使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9月5日，鄧小平在會上明確地說，“大躍進”躍過了頭，違反了客觀規律。過了頭的要退下來，退到這次調整的目標為止。退要退夠，調整要抓重點，工業集中力量加強煤炭，農業主要是糧棉。要宣傳提倡黨的實事求是的傳統。三年初見效，七年大見效。
毛澤東在會上也說，問題暴露出來了，將走向反麵。但是對形勢的估計上，他認為，當時已經退到山穀了，形勢是在一天天向上升。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作出的退夠了再前進的決定，然而為時已晚。這一年，最初的計劃指標仍然很高，調整後的指標也不低，始終沒有放下“躍進”的架勢。結果，計劃執行情況相當差，絕大部分指標不但距原計劃相差很多，連調整後的計劃也沒有完成，甚至比上年還低。更為嚴重的是，城鄉居民的糧食、食油、豬肉、棉布等供應量比上年續減，更加劇了吃穿用的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