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定一想到這裏，輕輕地吐了口氣，仿佛吐出了胸中的積鬱。使他心裏舒朗的是，《二月提綱》由彭真、他和康生三人前不久去武漢向毛主席彙報後，由中共中央正式下文批發全國了，學術批判過火的傾向該是可以得到糾正了。
“沒有百花齊放，哪有這樣絢麗多姿的春天呢？”陸定一的目光視著窗外的景色，思路擴展得很遠很遠。
是嗬，自然界給予人的，不僅是景觀，還有啟迪。
陸定一南方之行的首站是上海。
兩個月以前，他曾去過上海一次，那次來是去年12月，他被通知參加在這裏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但他並不知道會議的內容是什麼。到開會之後，才明白是揭批羅瑞卿。他所在的小組會上，葉群哇裏哇啦地作了三天的報告，咬牙切齒地曆數羅瑞卿所謂反對林彪、陰謀篡軍反黨的“罪狀”。令人不解的是，羅瑞卿本人卻不在場，名曰：“背靠背揭批”。當然，他更沒有想到，到後來會把自己同羅瑞卿硬扯到一起，被當做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成員遭受打擊。
他這次是於3月6日到達上海的，到車站迎接他的是張春橋和楊西光。在這時，他還遇到了“老夫子”陳伯達，據稱，“老夫子”是剛從西南回來，要檢查身體，正是這位“老夫子”，在即將到來的4月裏，擔當起草《五一六通知》的主筆。
在上海稍作停留後，他又啟程去江西，到達英雄城南昌。南昌，他是第一次來，他參觀了南昌起義紀念館，八大山人墓，重點是考查江西勞動大學，聽了各方麵的彙報。
在南昌，他應邀對幹部講了一次話，講到了學術討論和對曆史人物評價問題。盡管已經在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他仍然堅持認為，對於海瑞的評價，仍是可以展開討論的。
接著又一路風塵上了井岡山，下山後看了吉安樟腦廠，然後途經瓷都景德鎮，來到了安徽。
在安徽期間，陸定一感受到一種不同的氣氛，在這裏人們不敢請他講話、作報告了。圍繞《海瑞罷官》的鬥爭並沒有結束。有消息傳來，《二月提綱》和它的製定者們受到了嚴厲批評，其中特別點名批評了中宣部：“1962年十中全會作出了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為什麼吳晗寫了那麼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陸定一確實感到氣憤，說過“發表這樣的文章，要給我們看看嘛。”他反對姚文元把學術問題說成是政治問題，並對他這篇文章要在《人民日報》發表進行過抵製，不同意發頭條。在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的文教、報刊、北京市和部隊有關負責人的會議上，彭真強調“放”，並說“政治問題兩個月以後再說，先搞學術。”陸定一也在會上說：先搞學術問題，政治問題以後再說。他在其他場合還說過：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沒有最後一部分（即“《海瑞罷官》要人們學什麼”這個集中政治批判部分）就好了。
接著還有更加嚴厲的批評：“扣壓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是‘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陸定一覺得問題有點嚴重。可是《二月提綱》錯在哪裏呢？
最使他疑惑不解的是：《二月提綱》是中央正式下文批發的，現在怎麼又翻了？
現在人們不難看出，在對待《海瑞罷官》問題上的嚴重分歧，表明著此時在一個重大的指導思想上發生了嚴重分歧——怎樣看待“雙百方針”？
陸定一是“百家爭鳴”方針的倡導者之一。
“百家爭鳴”是毛澤東在1953年對中國曆史問題這一個特別領域的研究提出來的，但沒有公開宣傳。1956年4月27日，在毛澤東的居所頤年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陸定一反映了當時生物學界、醫學界、文藝界等領域發生的在學術討論中貼標簽、戴“政治帽子”和“哲學帽子”的現象。針對這種情況，他在發言中提出：“對於學術性質、藝術性質、技術性質的問題要讓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問題同學術性質的、藝術性質的、技術性質的問題分開來。”
就是這次會議上，決定對學術和科學工作采取“百家爭鳴”的方針。第二天，毛澤東在總結發言中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在隨後舉行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正式宣布了這一方針。1957年3月，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又講到這個方針是基本性的也是長期性的方針。
1957年5月26日，陸定一應郭沫若之邀，在懷仁堂向首都知識界作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對“雙百方針”作了詳盡透徹的說明。他說：“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人民內部的自由在文藝工作和科學工作領域中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