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康生就提出這樣一個理論：“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肅反。”這是預言？暗示？還是指令？人們不得而知。人們隻知道整風是黨中央全力以赴開展的一場思想教育運動，康生充其量也隻是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社會部部長，怎麼敢說這種話呢？但人們忘了，康生又是整風學習委員會的副主席（毛澤東是主席），在整風運動中，這是一個極其顯赫的官爵，“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實際上他用一種更隱蔽的手段，影響毛澤東本人。當中央於1943年4月3日發布了《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之後，隱藏在康生心底的變被整為整人的罪惡目的，終於變成了中共中央的明文指令。
《決定》說：
一年的經驗證明，整風不但是糾正幹部錯誤思想的最好辦法，而且是發現內奸與肅清內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風尚未深入的地方，不但幹部的錯誤思想尚未糾正，內奸問題也不曾引起注意。
《決定》強調說：
糾正錯誤思想與肅清內奸分子，是在整風過程中互相聯係著，但在性質上又互相區別，絕對不能混同的兩件事。因此，在進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風的初期與中期，除領導機關的主要負責人應十分注意外，在公開號召中，必須絕對不提審查幹部與肅清內奸的任務，隻提糾正錯誤思想與檢查工作的任務，否則，不但幹部的錯誤思想難於糾正，內奸亦不能發現與肅清。
自然，康生對這一《決定》的精神駕輕就熟，由他親自負責、直接指揮的一場審幹運動（包括搶救運動），如洪荒時期的湯湯大水鋪天蓋地般湧來，漫淹了整個延安和各個根據地。
1942年11月間，年僅19歲的原甘肅地下共產黨員張克勤，被康生親自出馬，打成特務。
張克勤，1937年入黨，後經甘肅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調延安深造。張克勤的父親在蘭州開了一個照相館，光顧照相館的人，自然是什麼人都有，國民黨的軍官、特務之類的人也去。據此，康生就說張克勤父親的照相館是“特務聯絡點”，張克勤的父親當然是“特務”，而張克勤當然是他父親派到延安來的“特務”，於是逼迫張克勤承認，張不承認，就搞車輪戰，審訊了六天六夜，肉體受到百般折磨。在“坦白了可以保留黨籍”的誘逼下，張終於承認了自己是“特務”，還供出了“甘肅黨是紅旗黨，假共產黨”的假口供。接著康生便在八路軍大禮堂親自主持召開了張克勤坦白大會。開會那天，延安各機關、學校的代表們帶著幾分好奇、還有幾分膽怯彙聚在一起，如潮水般湧進了禮堂。會議開始，康生戴一副金絲邊眼鏡，蹬一雙長筒馬靴，大搖大擺地踏上主席台，簡短的開場白之後，他便指著張克勤說：我們在西北農學挖出了一個隱藏很深的特務，叫張克勤，他父親就是特務，大家說，他能不是特務嗎？
讀者可能覺得邏輯不通，其實這就是康生鑄就的鐵的邏輯。他將那麼多的人打成特務，幾乎都用的是這種邏輯。他在整人的時候，動不動拍著胸膛說：“看×××那個樣子就像個特務。”“××要不是特務我把康字顛倒寫。”甚至給一位女同誌下了這樣一條海外奇談式的結論：“你長得那麼漂亮，你不當特務，誰當特務？”這種主觀臆斷、荒誕不經、信口雌黃的誣陷，在康生那裏就像魔術師甩撲克牌那麼簡單，那麼容易，而扔在被整的人身上，便變為一口巨大的黑鍋，它使人喘不過氣，甚至會被壓死、悶死。
在這天的會上，亮出他自己獲得專利的“鐵邏輯”之後，康生將金絲邊眼鏡一提，用陰陽怪氣的音調說：“你張克勤肯定是特務，要不，我康生敢拿20年黨齡做保證！”
這樣一個大人物，在張克勤心中，哪怕是自己19歲的全部生命，也抵不了他1年的黨齡，更何況是20年呢！權勢者的威力，一旦和荒淫無恥結為聯盟，那淫威足以使白的、紅的刹那間變得漆黑一團。張克勤無言以對，隻得裝出一副老老實實的樣子，交待自己的“特務史”。還交待說：國民黨對我們的白區的地下黨實行“紅旗政策”，即用特務、內奸搞假共產黨。甘肅地下黨就是“紅旗黨”，而且說他本人就是一個被發展的特務。
誰都難以相信：張克勤因此而吃上了小灶，並擢升為副科長。這真是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他成了坦白的“典型”了。他周遊遍了延安大大小小的機關學校，現身說法，為所有被打成特務和未被打成特務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樹立起一個“坦白光榮”的榜樣。
接著康生便借用這個案件大做文章，認為這是審幹工作的一大突破。於是他將此情況一麵抄送中央，一麵以此為資本到處宣揚說，“紅旗政策”是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對共產黨實行內奸政策的新策略，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靠不住，必須“重新估計”。請看他在一個幹部訓練班的講演：
“張克勤案件使我們對國民黨的特務政策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對大後方的黨組織不能不重新估計，對延安的特務分子數量得到一個解答，使我們的右傾思想有了一個觸動。”隨即，他領導的社會部和保衛機關工作人員在延安各機關內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查，把來自甘肅、河南、湖北、四川等地下黨的一些他認為可疑的人，捕押起來，審問逼供。並將曾在甘肅工委工作過，當時已分散到各地工作的很多同誌先後押到延安受審。同時，康生抓住一些未經調查核實的案件或一些人的口供，大肆渲染，造謠惑眾，一步一步地把整風運動引向了所謂肅清反革命、肅清內奸特務的鬥爭。
1943年4月初，胡宗南派代表來延安，康生借防止邊區內部特務與胡來往的名義，親自批準保安機關，於4月1日晚上一夜之間在延安抓了200多個“嫌疑分子”。康生得意地說，這叫“秘密突破”。但在紅色政權的首府，一下子就捕獲這麼多的“特務”，人們的心理猛地失去了平衡，群眾根本接受不了，有的人當麵向康生提出，“捕人證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