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這些話，固然正是他晚年嚴重左傾錯誤思想的集中體現，但陳伯達作為《通知》起草小組的組長，也是負有重大責任的。這位“理論家”，已經成為中國的“文革理論家”，成為炙手可熱的“大左派”！
與江青一起為“中央文革”組閣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人稱“中央文革”，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怪物。
這麼一個“小組”，攪得華夏大地不得安寧，禍水橫流，災難四起。
這個“小組”，起初隻說是“中央常委的秘書班子”，後來不斷膨脹，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直至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這個“小組”變成了中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同義語。誰敢說一句這個“小組”的壞話，誰敢說一句這個“小組”的要員的壞話，就要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就要受到“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小組”，是根據《五一六通知》建立的。《五一六通知》中有這麼一段話：
“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過，在《五一六通知》下達時，並未決定這個“小組”的人選。
毛澤東親自提名陳伯達為這個“小組”的“小組長”，據雲，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時，毛澤東便曾跟陳伯達打過招呼。最初，這個“小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員會”，設立“主任”。陳伯達說，他還是當個“小組長”吧，於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寫成“文化革命小組”。
經毛澤東提名之後，“小組長”陳伯達便開始“組閣”。
陳伯達已經清楚意識到江青勢力的崛起，而毛澤東本人當然不會親自提名江青，於是陳伯達“機靈”地說出了江青心中的意思：“讓江青同誌當組長，我當她的助手！”
毛澤東理所當然地否決了。這樣，江青便成為陳伯達“組閣”名單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組長。
江青一進入“組閣”名單，馬上提議：“春橋同誌應該擔任副組長。”江青的這一提名，使張春橋從上海躍入中央。
經過陳伯達和江青共同“組閣”，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初步名單。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報毛澤東批準。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通知中寫明組長為陳伯達，顧問為康生。
副組長的名字未寫入通知，但已定下來，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
最初的組員名單是陳亞丁、吳泠西、王力、尹達、關鋒、戚本禹、穆欣。
這份名單，實際上也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的名單。
後來，覺得陳亞丁、吳泠西有些“問題”，從名單中刪去了，增加了曾參加《紀要》討論的謝鏜忠。
對於王力，曾有過爭論。毛澤東對王力有看法，以為他不合適。陳伯達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單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無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組在上海錦江賓館開成立會——因為當時毛澤東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組成員除王力之外，都來上海出席會議。
據關鋒回憶，江青在會上提議增加姚文元為組員。
陳伯達對姚文元沒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搶了頭功使他不悅，陳伯達當即表示反對，說道：“姚文元不合適，他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辮子。”
陳伯達當眾如此說，差一點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馬上甩出了“王牌”：“我請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會上說請示過主席了，於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員姚文元，此後姚文元平步青雲，進入“中央文革”是關鍵性的一步。
江青力薦姚文元，陳伯達則力薦王力。陳伯達的理由是，王力是釣魚台“秀才班子”裏的成員，是個“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練。
於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員。
如此增增減減，“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來了。經毛澤東提議，後來增加陶鑄為顧問。
1966年8月2日，中央補發通知，通報“中央文革”成員名單，共十四人：
組長陳伯達。
顧問陶鑄、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謝鏜忠、尹達、穆欣。
以後又補充四名組名：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華北局），鄭季翹（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楊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劉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於中共中央中南局和華東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張春橋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