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會上聽到各種不同的意見，爭論得很激烈很尖銳，這是階級鬥爭的正常現象，是階級鬥爭的規律。對工作組的問題是階級鬥爭的問題，在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隊的問題上，爭論得這樣激烈，不是偶然的，是階級鬥爭的反映。我們讚成大家的意見，撤銷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是一個阻礙文化革命的工作組，是個障礙物。我們在文化大革命的路上，要搬掉這個障礙物。
有的同學想給工作組辯護，給他們塗脂抹粉。除了別有用心的不說，在我們同學中，對工作組有迷信，好像沒有工作組，同學就不能革命了。實際上工作組是壓製同學們革命的蓋子，我們建議新市委把這個蓋子揭開。我們很多人受了舊社會習慣勢力的影響和剝削階級習慣勢力的影響，好像沒有工作組就不能革命。我們破壞這個習慣勢力。我們重複毛主席經常說的話，破除迷信，破除習慣勢力……你們能不能自己革命？有沒有無產階級雄心壯誌？任何革命都不能包辦代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們頭腦裏還殘存著殘餘的資產階級靈魂。毛主席指出：這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要自己動腦筋，革掉資產階級的靈魂！
就這樣，陳伯達一席話，便使進駐北大不到兩個月的工作組，徹底完蛋了。北大工作組曾非常嚴厲地批評過“六一八”事件，發過《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在當時受到劉少奇的稱讚，寫下批語“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當時曾讚同過劉少奇批示的陳伯達，這時完全“抹去”了自己在一個多月前說的話，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有人說“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錯誤的。反過來說：“六一八”事件應該是革命事件。同學們都得注意，黨的領導的標準是什麼呢？就是黨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黨代表怎麼才能代表黨的領導呢，就是執行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同學們說：“六一八”事件就是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群眾來鬥爭牛鬼蛇神的。我認為這種做法是妥當的。
確實，陳伯達“反過來說”了！
在那些日子裏，陳伯達不斷地“反過來說”，遊說於北京各大學，掀起一場反工作組的浪潮。
7月27日，陳伯達在北京師範大學，把工作組稱為“保姆”。他說：“你們現在不要搞保姆了。這麼大了，保姆又不好，又不會，做保姆的要先學習，也要先當學生。沒有學習過就不能當保姆。”
陳伯達點名批評了以孫友漁和以劉卓甫為首先後進駐北京師範大學的兩期工作組。陳伯達批評他們是“欽差大臣”：“他們一來就擺出欽差大臣的派頭，自以為是，以為自己懂得文化大革命。其實什麼也不懂。自以為是，很可悲。”
醉翁之意不在酒。陳伯達和江青率“中央文革”的成員們點火於北京各大學，掀起反工作組的浪潮，其目的在於在群眾中搞臭劉少奇……
在“文革”檔案中，有一篇歌頌“理論家”的“功績”的文章，內中這麼評價陳伯達的反工作組的“貢獻”，倒是從反麵勾畫出當年陳伯達的形象：
“在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50天統治的白色恐怖裏（注：這‘五十天’指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至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伯達同誌堅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執行林彪同誌的指示，堅決反對劉鄧派出工作組鎮壓文化大革命，公開號召群眾衝破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白色恐怖。並同康生、江青等同誌一起，以‘小學生’‘小小老百姓’的姿態，深入北京許多高校，支持革命造反派。伯達同誌在彙報會議和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上，發揚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同劉少奇展開了麵對麵的鬥爭，有力地打擊了這個黨內頭號走資派。”
在重重壓力之下，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新市委作出了撤銷大中學校工作組的決定。
翌日，“北京市大專學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岌岌可危的劉少奇，出現在主席台上，言不由衷地發表講話道：
“至於怎麼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
躍為第五號人物
毛、劉總攤牌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一個明顯的訊號，在中共高層政治圈子中產生震動。
那是1966年7月27日至30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預備會議在北京召開。盡管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還沒有開，會議的公報的初稿卻在陳伯達的主持之下已經寫好了！
據王力回憶，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驚：
第一，為何送審傳閱的名單上沒有劉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