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毛澤東曾曆數與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及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為黨內“九次路線鬥爭”）。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麼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林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性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曆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
我同林彪同誌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上百年都不到，怎麼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麼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了頭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的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
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
你們對廬山會議怎麼看法？比如華北六號簡報（華北組二號簡報因是九屆二中全會會議簡報第六號，所以也稱“華北六號簡報”，但以“華北組二號簡報”更準確些），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99人的會議（指1971年4月中央召開的批陳整風彙報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隊的人共計99人），你們都到了，總理也作了總結講話，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指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五人的檢討），還發了李雪峰、鄭維山兩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他們要捂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怎麼行呢？
我說的這些，是當作個人意見提出來的，同你們吹吹風的。現在不要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
要學列寧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學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國際歌詞和列寧的文章，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裏邊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為真理而鬥爭，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700百字的文件（即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一文），就提出是英雄創造曆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曆史這個問題。國際歌就是要團結起來到明天，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學馬克思主義就團結，沒有講分裂麼！我們唱了50年國際歌了，我們黨有人搞了10次分裂（引者注：指前麵已提及的九次“路線鬥爭”加上林彪、陳伯達的這一次）。我看還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鬥爭了？我就不信。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是有鬥爭的，隻是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鬥爭就是了。幾萬年以後，錯誤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廬山會議上講了要讀馬、列的書。我希望你們今後多讀點書。高級幹部連什麼是唯物論，什麼是唯心論都不懂，怎麼行呢？讀馬、列的書，不好懂，怎麼辦？可以請先生幫。你們都是書記，你們還要當學生。我現在天天當學生，每天看兩本參考資料，所以懂得點國際知識。
我一向不讚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麼大的權。我的秘書隻搞收收發發，文件拿來自己選，自己看，要辦的自己寫，免得誤事……
我們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不好的是極少數。清除的不過百分之一，加上掛起來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給以適當的批評，好的要表揚，但不能捧，二十幾歲的人捧為“超天才”（指林立果），這沒有什麼好處。這次廬山會議，有些同誌是受騙的，受蒙蔽的。問題不在你們。問題在北京……
最後一次求見毛澤東
麵對毛澤東的嚴厲、尖銳的批評，陳伯達陷入了四麵楚歌的境地。
陳伯達把最後的一點希望，寄托在毛澤東身上。
陳伯達求見毛澤東，渴望毛澤東能夠寬恕他。在廬山，惟一能夠拯救陳伯達的是毛澤東。
陳伯達的回憶，透露了他平生與毛澤東最後一次見麵的情景——這是迄今從未披露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