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在五年時間裏，或甚至十年時間裏還不可能起這種作用。但是，在20年內，它應當能起這種作用，否則的話，世界就會處於致命的危險境地。如果說在我去世之前，有什麼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去。”
接著，在10月間尼克鬆又親自作了進一步的努力去開拓巴基斯坦渠道和羅馬尼亞渠道。10月下旬，有好些國家的首腦人物到紐約來參加聯合國成立25周年的慶祝活動。10月24日，31位國家首腦或政府領導人應尼克鬆的邀請來參加白宮的宴會，葉海亞·汗總統與齊奧塞斯庫總統也在其中。10月25日，尼克鬆在橢圓辦公室裏和即將訪問北京的葉海亞·汗會晤，他告訴葉海亞，美國已經決定設法使對華關係正常化，而要求葉海亞作為中間人提供幫助。
葉海亞說：“我們當然要盡力幫忙的。不過你一定知道這將是十分困難的。我去年說過，中美兩國積怨太深，宿仇不容易成為新交。事情會進行得很慢，並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準備。”
第二天，10月26日，尼克鬆在白宮南草坪上熱情接待齊奧塞斯庫，歡迎齊奧塞斯庫對美國進行為期兩周的國事訪問，作為一年前尼克鬆訪問布加勒斯特的回訪。當天下午，兩位總統會談時討論了中國問題，據說，甚至深入地討論了中國問題的許多方麵，其中包括派高級使節秘密訪問北京，還提到了使節可能的人選。也討論了台灣問題。據羅馬尼亞人私下聲稱，尼克鬆告訴齊奧塞斯庫說，就尼克鬆個人來說，台灣問題不是一個國際問題，而是一個國內問題，要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最好是用和平的方式解決。這等於說華盛頓已經讚同了北京關於台灣問題的觀點，因為二十年來，美國一貫堅持說台灣不是中國的一個省，而是一個同美國友好的“獨立國家”。盡管事後基辛格說這段話“完全不確”，那麼，認為尼克鬆在敏感的台灣問題上表達了美國有可能轉變立場的某種暗示，似乎是合乎邏輯的。
當天晚上，尼克鬆在為齊奧塞斯庫舉行的白宮晚宴上，在祝酒詞中給北京發出了公開的信號：“有這樣的時刻，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找不到合適的渠道同另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進行聯係。然而，正如今天早些時候我對總統閣下說的，他所處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他領導的政府既同美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又同蘇聯保持良好的關係，也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良好的關係，這是世界上罕見的。”
美國現任總統在白宮的公開場合下把北京政府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破天荒頭一次：使用這一名稱實際上意味著一項重大的決策。在這種敏感的外交語言中，它用一定方式表達了對大陸中共政權存在的承認。
當時在場的大多數新聞記者都沒有注意到這一用語的重要性。但是卻引起了當時在場的蘇聯大使多勃雷寧的不安。白宮的宴會結束後，多勃雷寧打電話給基辛格，要求他解釋這個用語的含義。
基辛格富於幽默感地回答說，這沒有什麼特殊意義，難道俄國人不是把中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嗎？
11月13日，在北京訪問的葉海亞總統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12月中旬，羅馬尼亞副總理格奧爾基·勒杜列斯庫訪問中國時，受到了周恩來的接見。尼克鬆的信由這兩個渠道傳到了中國。他們得到的回答是令人鼓舞的，但還比較含糊。
葉海亞回到伊斯蘭堡後，委托外交國務秘書舒爾坦親自負責美中聯係的渠道。舒爾坦曾擔任過五年駐北京大使，對周恩來有很深厚的感情。為了最大限度地保密，巴基斯坦渠道的工作過程是這樣的：毛澤東、周恩來給尼克鬆、基辛格的信息是由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張彤親自交給舒爾坦，再由舒爾坦用外交郵袋交給巴基斯坦駐華盛頓大使希拉裏，由希拉裏親自送給在白宮的基辛格。美國方麵的信息也照此辦理。
12月9日，希拉裏來到白宮基辛格的辦公室裏，拿出一個信封。大約是為了保密和萬一遇到意外時留有否認的餘地，信件不署名，也沒有任何抬頭，全部內容都是用筆寫在一張印有藍杠杠的白紙上。希拉裏說，他沒有被授權可以把這個文件給白宮留下來，隻是被允許由他讀給基辛格聽。他慢慢念，基辛格把全部內容記下來。信中說，“為了討論撤出中國領土台灣問題，尼克鬆總統的一位特使將會在北京受到最熱忱的歡迎。”“美國通過各種渠道發出的許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個國家首腦通過另一個國家首腦向一個國家首腦提出建議還是第一次。美國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國的真實可靠的朋友，因此，我們十分重視這個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