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曆史上，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具有曆史發展進程中重要裏程碑的作用。大會指出：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我們還必須為解放台灣、為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最後消滅剝削製度和繼續肅清反革命殘餘勢力而鬥爭，但是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雖然還有階級鬥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其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麵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大會堅持了1956年5月黨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大會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製和集體領導製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係。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中共八大召開26年以後，鄧小平對這次大會作了如下評價：
1956年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分析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形勢，提出了全麵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但是，由於當時黨對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線和許多正確意見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堅持下去。八大以後，我們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成就，同時也遭到了嚴重的挫折。
結束“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共製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無疑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八大路線的繼承和發展。
第一次被毛澤東選為接班人
鄧小平曾兩次被毛澤東選為接班人，這是《曆史轉折關頭的鄧小平》的作者薛慶起在對中共黨史，對毛澤東、鄧小平生平與思想長期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的一個比較慎重而又符合曆史實際的新結論。
這個結論來源於對豐富的曆史資料和複雜的曆史情況以及對五六十年代那段曲折發展的曆史的回顧、反思、研究、澄清和再認識。
1956年八大前後的一段曆史時期內，是毛澤東第一次把鄧小平選為接班人的時期。從中共的曆史上看，現任黨的領導人從黨的事業發展和黨的長遠利益考慮，提前選拔接班人的事，在中共一大至六大都沒有發生過。
從中共一大到中共五大，黨的主要負責人始終是陳獨秀，他先後曆任中共中央局書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等職務。陳獨秀在黨內威信高，年齡大，資格老，權威重。在中共籌備成立期間和中共初創時期，陳獨秀是有曆史貢獻的。這一點不應否認。但陳獨秀隻是一個學者、學問家，充其量可以算一個宣傳家。對於政治鬥爭的領導，尤其是對於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他確實外行。
陳獨秀的領導作風，又是百分之百的“家長製作風”，容不得黨內的不同意見，隻要有人與他一言不合，就大發脾氣。這樣，在第一次大革命後期，當陳獨秀的右傾思想一經發展成為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靠中共自己的力量就很難糾正。在中共八七會議以前，中共中央借助於共產國際指示的權威，才把陳獨秀從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上撤了下來。
在陳獨秀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間，許多年輕的同誌已經在政治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嶄露頭角，毛澤東、周恩來、瞿秋白、陳延年、任弼時等青年新秀或在中央負責一個方麵的工作，或獨擋一麵，均已在鬥爭實踐中得到了很好的鍛煉，建立了一定的威信。但陳獨秀卻視而不見，十分自負，從來不考慮培養選拔接班人的問題。
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共八七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關，選舉了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推選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為政治局常委。在當時的嚴峻形勢下，瞿秋白被曆史推上了中共中央負責人的位置。但正如瞿秋白自己以後承認的那樣，他是一個文人氣質極為濃厚的人。他十分適合作他比較擅長的文化工作、宣傳工作或翻譯工作等。把他這樣一個學者型、文人型的人推舉到一個政黨的領導者地位上，他實在是力不從心，不能勝任。他主持中共中央領導工作的時間並不長，也來不及考慮培養選拔比較合適的同誌來接替自己的職務，就因犯了左傾錯誤，匆匆離開了中共中央的領導位置。瞿秋白沒有個人野心，也不迷戀權力地位，由於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共中央的同誌推舉他上去，他就上去；在主持中央工作中犯了錯誤，同誌們要他下來，他就下來，毫不計較和考慮個人的得失，一切以黨的利益為出發點，政治品質是高尚的。
由於中共的前兩任中央主要負責人陳獨秀和瞿秋白，都是大知識分子，又都分別犯了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錯誤，這就使當時指導中國革命的共產國際得出了一個結論——知識分子不可靠，左右搖擺，不能擔任黨的領導人。於是，1928年6月，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在蘇聯莫斯科舉行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一個純粹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脫穎而出——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許多黨史著作中，稱向忠發在中共六大上被推選為中央總書記，此種說法不夠確切。向忠發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和思想作風，都不能承擔中共中央負責人的重任，實際上他也從來沒有主持過中共中央的工作，而隻是掛了個“負總責”的名義。向於1931年6月被捕後叛變招供，後被國民黨蔣介石下令處決。
雖然中共六大根據共產國際的要求，推選了“工人成分”的向忠發為中央主要負責人，但是從六大上推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員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等五人來看，周恩來不僅早已居於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核心之中，而且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就一直在中共中央起著重要的作用。他那豐富的經驗，嚴謹的作風，過人的智慧，充沛的精力，高尚的品質，早已為全黨所熟悉。他在中共六大上的主要報告人身份和中共六大秘書長的突出地位，也標誌著他在黨內的重要地位。從黨的曆史發展看，如果以後沒有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扶植王明等人篡奪中共中央領導權的事件，周恩來將會成為中共六大以後的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
在中共六大以後的中央工作中，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工負責黨的組織工作和軍事工作，並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長，實際上是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在中共中央起著重要的領導核心的作用。
1930年，在周恩來出國前往蘇聯，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期間。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中央宣傳部長的李立三開始在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中起著主要的決策作用。李立三早年從事工人運動，有一定的名氣，大革命失敗後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在中共六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候補委員，以後又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出國以後，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無人可以遏製，終於在1930年6月至9月，發展成為在中央領導機關占據統治地位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曆史上稱之為“立三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