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王震、餘秋裏、穀牧、孫健被任命為副總理。
至此，由周恩來具體籌備，毛澤東最後批準的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圓滿實現。
江青在四屆人大的籌備過程中，雖多方活動，但連遭挫敗，“組閣”陰謀完全落空，推薦人選被排除在外。看到四屆人大順利閉幕，她氣極敗壞，又把王海容、唐聞生召去，破口大罵了一頓，以發泄怒氣。
王海容、唐聞生在1976年10月17日寫的一份材料中，作了如下敘述：
1975年初，四屆人大之後，江青又把我們找去，情緒十分激動地把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大罵了一遍，並一定要我們把她的意見報告毛主席。我們報告毛主席說，江青對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很有意見。毛主席聽了以後說：“她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隻有一個，她自己。”我們又問：你呢？主席說：“不在她眼裏。”主席又說：“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
毛澤東真不愧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的預言在自己逝世以後立即得到驗證。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江青在政治舞台上僅僅度過了28天，就被逮捕入獄，最終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從鄧小平1973年3月10日恢複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經過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到12月22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澤東的提議，決定鄧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再到1975年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十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鄧小平再次躍升成為中央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
這一切，完全是來源於毛澤東的親自決策，得力於周恩來的鼎力支持。
在新中國的中央領導人中，能被毛澤東同時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主要領導職務，除了鄧小平以外，還沒有第二個人。
劉少奇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人民解放軍中沒有兼任任何職務（雖然新中國建立前，劉少奇也曾兼任過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
林彪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正是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位置十分重要，而當時人民解放軍的兩任總參謀長羅瑞卿和楊成武對林的陰謀均程度不同的有所抵製，所以被林彪視為篡黨奪權的巨大障礙，一一打倒。最後換了個死黨黃永勝，上任僅僅三年多，就因“九一三”事件與林彪一同倒了台。
“九一三”事件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位置一直空缺，直到經毛澤東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親自“點將”，鄧小平才於1975年正式出任此職。
縱觀鄧小平從複出到走上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崗位的全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離不開毛澤東的精心籌劃。
第一步是讓鄧小平恢複工作，熟悉情況，建立威信。
毛澤東親自提議讓鄧小平恢複工作，又在鄧小平的信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批示，充分肯定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時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是挨整的”；“沒有曆史問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協助劉伯承同誌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建國後在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鬥爭“沒有屈服於蘇修”。使鄧小平能夠順利走出“文化大革命”中扣在他頭上的“全國第二號走資派”的陰影，參加國務院的領導工作，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第二步是讓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在國際舞台上“公開亮相”。
1974年4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會議，與會的均為各國重要政治活動家和政府首腦。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作為十億中國人民的代表與會，在會上全麵闡述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必將大大提高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響。江青一夥正是看到了這一點，竭力阻止派鄧小平赴聯合國出席這次會議。但江青沒想到，派鄧小平前往聯合國的決策來自毛澤東。於是，她隻好收斂起反對的鋒芒。實踐證明，正如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絕大多數國家和國際輿論對於鄧小平在大會上闡述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普遍給予高度評價，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國家認為中國站在他們一邊，更是給予熱烈的讚揚，就是被劃為第二世界的發達國家，也不反對“三個世界”的劃法。隻有被劃為第一世界的蘇聯霸權主義對“三個世界”的理論進行了猛烈的攻擊，隻不過更加暴露其霸權主義嘴臉罷了。許多新聞媒介在評論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時指出，鄧小平不僅代表著新中國的形象，而且無疑也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議由鄧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讓鄧小平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和軍隊領導核心。
為此，毛澤東親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軍委擴大會議上推薦鄧小平、為鄧小平大造輿論。如稱讚鄧小平“辦事比較果斷”，“柔中有剛，棉裏藏針，外麵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等等。以毛澤東當時在全黨、全軍、全國的最高權威，對鄧小平作如此高的讚譽。偉大領袖的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在自己和周恩來總理都身患重病的情況下，盡量打破常規，掃清一切可能出現的障礙，盡快把鄧小平推上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使中國共產黨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有一個可靠的接班人。
第四步是完成組織手續，使鄧小平正式承擔起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工作。
毛澤東作為一個經曆了長期革命戰爭、長期政治鬥爭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作出重大決策之前，往往要反複思考，反複推敲，甚至離開北京，避開繁忙的國事，靜下心來考慮問題。而一旦經過深思熟慮，下定決心，便堅決進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擋，直至達到預期的目的。對於選擇鄧小平承擔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毛澤東在武漢、長沙考慮了五個多月。爾後，通過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迅速完成了組織手續和法律程序，使鄧小平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從上述曆史發展過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毛澤東的晚年，特別是1973年以後，毛澤東雖然在全局上仍然在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使這種錯誤在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占據著主導的地位。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在一些具體工作中，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此來著手糾正他自己意識到的那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比如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無論是以後的“批林批孔”還是“反擊右傾翻案風”，他都一再強調，堅決不允許“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種“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混亂局麵重演，堅決把“運動”置於各級黨委領導之下；多次嚴厲地批評江青一夥，等等。這反映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已經“大亂”了九年之後，迫切希望達到他所說的“天下大治”，使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軌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來重病在身的情況下，毛澤東希望有一個人能夠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把自己的想法變成現實，能夠把自己領導中國人民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繼承下來，推向前進，能夠足以托付治國安邦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