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位曾到訪過京華國際酒店的26歲香港機場工作人員受到感染，住進了香港威爾士親王醫院。到2003年3月11日，該院有50名醫護人員受感染。
3月13日，一名33歲的腎病患者在威爾士親王醫院住了一晚，他是要做腎透析而需要驗血。次日，他拿到了結果出院，隨後到淘大花園探望他的哥哥。他身上攜帶的“非典”病毒導致了淘大花園超過300名居民被感染！
北京的一位72歲的老人去香港威爾士親王醫院探望得了“非典”的侄兒，受了感染。他在3月15日乘飛機回到北京時，感染了同機的17人。其中香港9人，台灣3人，中國內地官員2人，新加坡婦女1人，空姐2人。內中兩位被感染的中國內地官員在3月18日因公赴泰國曼穀開會，其中一人在回國的飛機上又把病毒傳給國際勞動組織的一位芬蘭官員，這位芬蘭人醫治無效死亡。台灣乘客被感染者返回台灣後，成為台灣“非典”源頭。兩位空姐是內蒙古人，她們回內蒙古休假，把“非典”帶到內蒙古，先後在內蒙古感染280人。
那位老人於3月15日回到北京，成為北京“非典”的第二個重要源頭（北京“非典”第一個源頭是來自山西太原的女患者前往北京就醫，造成感染）。老人在去北京的醫院就診時，又把“非典”傳給醫師護士。他於2003年3月20日病故。
劉劍倫教授的太太也受到感染，她後來治愈出院。
劉劍倫教授被世界衛生組織稱為“超級帶菌者”(Super-Spreader)。他造成了“非典”的廣泛傳播，而他本人又是“非典”的受害者。這表明在“非典”這種新的傳染病未被人們認識之前，造成的危害是多麼巨大！
且說約翰尼·陳在2003年2月24日從香港飛到河內，當時仿佛一切正常。他忙於工作、參觀、逛街、購物，直到夜裏十一時才回到位於河內西郊的公司辦事處。
翌日，約翰尼·陳開始感到不舒服，打冷戰。
第三天，2月26日，他發高燒，被同事送進越法醫院。
越法醫院是河內唯一的法國獨資醫院。醫院規模雖然不大，但是設備很好，而且擁有9名法國醫生。這家醫院收費頗高，通常隻有外國人才在那裏就醫。
最初，越法醫院的法國醫生以為約翰尼·陳患“禽流感”，因為當時世界衛生組織已發出禽流感警告，並要求有關方麵和民眾報告任何不尋常的呼吸道疾病個案。
但是，抗生素對於治療約翰尼，陳的怪病無效。約翰尼·陳的病情不斷加重。這樣，在2月28日，越法醫院打電話到河內世界衛生組織代表處，希望請一位專家去給一名美籍華裔商人約翰尼·陳會診。烏爾巴尼得知之後，立即趕到越法醫院。
烏爾巴尼注意到約翰尼，陳發燒、咳嗽並吐出帶血絲的黏液，而且即便使用大量抗生素也無濟於事。烏爾巴尼敏銳地意識到約翰尼，陳所患不是禽流感，而是一種全新的疾病。
烏爾巴尼把這種全新的疾病命名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即“嚴重急性呼吸係統綜合征”，英文縮寫為SARS。這樣，他成為世界上確定SARS病症的第一人。
在此之前，在2002年11月廣東發現這種新的傳染病例以後，國際社會曾嚐試使用“ATP，Atypical pneumonla”，亦即“非典型性肺炎”來稱呼這種尚未查明底細的怪病，那僅僅是摸索研究階段的模糊概念。隻是中國已經習慣於使用“非典型性肺炎”一詞，所以在烏爾巴尼確定“SARS”之後，中國仍然使用“非典型性肺炎”一詞，隻是這時的“非典型性肺炎”的概念不再是“ATP，Atypical pneumonla”，而是“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的同義詞。正因為這樣，本文依照中國慣例，稱“SARS”為“非典型性肺炎”，簡稱“非典”。
應當說，“非典”一詞不夠準確，隻是已經在中國大陸流行而無法更改。遊修齡先生說：
新加坡一位華人撰文指出，“非典”這一簡稱在漢語語法或修辭上是說不通的，好比“未成年男子”不能簡稱為“未成”一樣。我以為這個質疑是很對的。我們還可以仿照再舉些例子，如茶葉和咖啡是“非酒精飲料”，總不能簡稱“非酒”吧？“非進口原料”總不能簡稱“非進”吧？而且假使有“非典型性肝炎”的病出現，照此辦法稱“非典”，豈非沒有區別了？可見非典的簡稱是不確切的。國內何以沒有人指出？我覺得十分遺憾。這反映了我們目前的確存在著凡事都欠認真考慮的問題。
其實，不僅“非典”這一簡稱不準確，而且“非典型性肺炎”一詞也容易引起誤解。因為肺炎的治愈率相當高，也就是說“典型性肺炎”並不可怕。“典型”不過如此，“非典型”當然也不過如此。“非典型性肺炎”一詞，容易讓人誤以為是跟肺炎差不多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