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爭鳴》2003年7月號第37頁及《動向》2003年7月號第78頁，我注意到關於馮治軍先生的《毛澤東係列書》的介紹，內中寫及：
《鄧小平與毛澤東》、《林彪與毛澤東》、《劉少奇與毛澤東》、《周恩來與毛澤東》，馮治軍著，皇福圖書出版公司出版：
內容豐富，思想觀點精辟深刻超前，別樹一幟，前所未有地揭示了毛澤東與中共核心領導內鮮為人知的一麵，毛澤東違背馬克思主義建立的是假社會主義，揭示了它的本質及社會主義運動全麵失敗的根源，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極具震撼性，被中國多家出版社以“葉永烈著”之名大肆盜版翻印，害得葉氏不得不公開向傳媒澄清自己的清白，為出版界之罕見。
作為當事人，讀了以上的文字，深為感慨：一是我在中國大陸對傳媒所作的澄清，已經被香港媒體所知，被原作者馮治軍先生、原出版社皇福圖書出版公司所知；二是感謝《爭鳴》、《動向》雜誌為此又作了明確的澄清。
我是中國大陸作家之中，蒙受盜版之禍的“重災戶”。2002年3月，在上海曾經展出我的著作的盜版本，放滿兩桌子！光是《江青傳》一書，不同的盜版本就有10種之多！我的新著出版不到一個月，盜版本就跟著上市了！
如今，盜版已經司空見慣，又玩起新花樣，即出版冒名本——許多不是我寫的書，冠以“葉永烈著”印行。這樣的冒名出版，既嚴重侵犯了原著者的知識產權，又嚴重損害了我的名譽。
記得，在2000年6月，我的文友林勇先生從溫州龍港給我打來電話，說是剛剛買到我寫的《毛澤東與林彪》、《毛澤東與劉少奇》兩書。我很驚訝，因為我從來沒有寫過這樣的書。他也很驚訝：“封麵上明明印著‘葉永烈文集’呀！”我馬上請他用特快專遞給我寄來，一看，那是以遠方出版社名義出版的冒名本，封麵上還標著“國內首次出版字樣”。
看了《毛澤東與林彪》一書的內容之後，我馬上斷定，這是把香港馮治軍先生的《林彪與毛澤東》一書冒用我的名義出版。因為我在香港曾經買到馮治軍先生的《林彪與毛澤東》一書。我當即拿出馮治軍先生的《林彪與毛澤東》一書與這本冒名本《毛澤東與林彪》相對比，內容完全一樣，就連錯別字也照錯！比如，原書內容提要第一句話：“《林彪與毛澤東》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富有神密色彩的政治‘禁區’。”冒名本上也照印“神密色彩”這樣的錯別字。這清楚表明，不法書商是用馮治軍先生的《林彪與毛澤東》一書翻版、加上我的名義印行的。
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當即通知我的律師富敏榮先生，請他立即發表聲明，《毛澤東與林彪》、《毛澤東與劉少奇》兩書係冒名本，並非“葉永烈文集”。另外，富敏榮律師還致函內蒙古遠方出版社，詢問該社是否出版過《毛澤東與林彪》、《毛澤東與劉少奇》兩書？不久，內蒙古遠方出版社回函，告知該社從未出版過《毛澤東與林彪》、《毛澤東與劉少奇》兩書。這表明，不法書商不僅冒用我的名義，而且還冒用遠方出版社的名義。
此後不久，我的另一位上海文友吳基民先生打電話給我，說是到醫院看望他住院的姐姐，見到姐姐手中拿著“葉永烈新著”《毛澤東與周恩來》。我明白，這又是一本冒名本。隻是我希望得到這本“葉永烈新著”時，他再次去醫院，他姐姐手中的書被人借走了。
我細細找尋這本“葉永烈新著”，終於在上海文廟附近的小書攤買到。這本冒名本也是以“葉永烈文集”名義印行的，封麵設計與《毛澤東與林彪》、《毛澤東與劉少奇》相似，看得出是同一個書商做的。
我發現，做這種違法生意的中國大陸書商，其實頗有頭腦。他們把馮治軍先生的這套作品冠以我的名字，而不冠以別的作家的名字，因為我寫過《毛澤東與蔣介石》一書，給讀者一種錯覺，仿佛《毛澤東與林彪》、《毛澤東與劉少奇》、《毛澤東與周恩來》與《毛澤東與蔣介石》是同一係列的書。至於用“葉永烈文集”的名義，則因為當時人民日報出版社正在分批出版“葉永烈文集”，同樣給讀者錯覺，以為這也是“葉永烈文集”中的一部分。
至於馮治軍先生的《鄧小平與毛澤東》在中國大陸有無盜版本、冒名本，尚不得而知，因為我沒有見到。
據香港皇福圖書公司告知，《毛澤東與林彪》、《毛澤東與劉少奇》、《毛澤東與周恩來》三書除了在中國大陸有大32開本的冒名盜版本之外，他們在廣東、福建一帶還發現16開本盜版本，同樣以我的名義印行。這樣的冒名盜版本在中國大陸大量發行，給馮治軍先生以及皇福圖書公司帶來極大的損害。不少讀者致電皇福圖書公司，質疑《毛澤東與林彪》、《毛澤東與劉少奇》、《毛澤東與周恩來》到底是葉永烈寫的還是馮治軍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