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九歲那年，父親正式交出了家庭“外交”的權力。
九年的時光裏，娘接連又生下了“四個蛋兒”：鐵蛋、狗蛋、瓜蛋、孬蛋。
娘說，都是吃貨，一群嗷嗷叫的嘴。
那時，家裏的日子日見困頓。有一段，為了顧住這眾多的嘴，父親曾經偷偷摸摸地重操舊業，擔著挑子，手裏搖著“撥浪鼓”，幹起了“糟頭發換針”的勾當。父親的挑子裏藏著一個玻璃瓶子，那是他的“寶瓶”，那瓶子裏裝著花花綠綠的糖豆，他就是用那些糖豆去勾人的。可他總共幹了沒有幾次，就被鎮上“市管會”的人捉住了。被捉住的那一天，父親身上被人刷上了糨糊，身前身後都貼著墨寫的大字：“投機倒把分子！”爾後又拉他到四鄉裏去遊街……從此，父親再也做不起人了。
那時候，所謂的“外交”，對於一個家庭來說，除了應時應卯地到隊裏開會、分萊、分糧食之外，也就是親戚間的相互來往。按平原上的俗話說，就是“串親戚”。在平原的鄉野，“串親戚”是一種純民間的交際方式，是鄉村文化生活的集中體現，那也是生活狀況的誇耀和展示。生娃要展示，娶親要展示，死人也要展示。在這裏，一年一度的“會”是要趕的；婚喪嫁娶，是要“問”的；還有一些民間的節日，也是要“走”的。
早些年，代表一個家庭出外“行走”自然是父親。那時候，父親總是穿著他那件幹淨些的褂子，手裏寡寡地提著一匣點心，有點落寞地行走在鄉間的土路上。
父親是一個很愛麵子的人，他知道他的“臉麵”就提在他的手上。所以，臨出門的時候，他嘴裏總要嘟囔幾句：“就一匣。”娘總是還他一句：“還能提幾匣？”
你老有？“於是，父親就不再吭聲了。爾後，鬱鬱地走出門去。”
說起來，在村子以外，他們家的親戚並不算多，經常來往的，也隻有三四家。
兩個姨家，一個姑家，一個叔家，那叔叔還是“表”的，算是父親早年的一個朋友。就這麼三四家親戚，父親“串”起來，還是覺得吃力。就提那麼一匣點心，他的“臉麵”實在是太薄了，薄得他站不到人前。終於有一大，四月初八，該去大姨家趕會的時候，剛剛遊過街的父親實在是羞於出門，他抬頭看了看房梁，遲疑了片刻，說：“鋼蛋，你去，你去吧。”
梁頭上隻剩下一匣點心了。
那時，在平原的鄉村，那一匣一匣的點心，並不是讓人吃的，人們也舍不得吃，那是專門用來串親戚的。誰家要是來了親戚，不管是提了幾匣點心，都要掛起來，就掛在屋裏的房梁上，等下一次串親戚的時候再用。在這裏，人們甚至不大看重點心的質量，他們更為看重的，卻是那裝點心的匣子。那匣子是黃色的馬糞紙做的，上邊蓋有一個長方形的紙蓋，蓋上有封貼，是那種畫了紅色吉祥圖案的貼子。這樣的紙匣子，掛的時間一長，很容易被點心上油浸汙了。所以，講究些的人家，會把匣裏的點心拿出來，另外用油紙包了，而隻把那空了的匣子掛起來，等到來日串親戚的時候再重新襯封裝匣，就像新買的一樣。在房梁上，掛了多少點心匣子，那實在是一種體麵的象征啊。
九歲，頭一次代表家人出門“交際”，他是很興奮的。娘說：“洗洗腳，穿上鞋。”他平時是不大穿鞋的，那天他穿上了鞋。鞋是娘手工做的，穿在腳上有點夾，夾就夾吧。爾後，父親小心翼翼地把那匣點心從房梁上取下來，吹了吹落在上邊的灰塵，遞到了他的手裏。父親摸了摸他的頭，說：“去吧。”
臨出家門的時候，他發現他的三個弟弟：鐵蛋，狗蛋，瓜蛋，嘴裏銜著指頭，正默默地望著他，那眼神兒個個泛綠（那時孬蛋更小，孬蛋還在娘懷裏吃奶呢）。
他覺得自己突然間就長大了，回身拍了拍弟弟們的腦殼，說：“聽話。”
可是，當他走上村路的時候，那無形的屈辱一下子就漫上來了。是的，怪不得父親不願出門。在村路上，他看到了很多去趕會的村人，他們有騎車的，也有步行的，穿的鮮亮不說，他們手裏提著的點心匣子都是一摞一摞的。有五匣的，有三匣的，最少也是兩匣……特別是他看見了銅錘，銅錘坐在劉一刀那輛“飛鴿”車的後座上，戛戛地笑著，“日兒”一下就從他身邊過去了。那車把上一邊一摞，竟然掛了十匣！而他，手裏就提了那麼一匣，那是一家人的“臉”哪！
大姨家住在焦莊，八裏路。他就那麼默默地走著，走得很慢，不跟任何人搭幫。當他走上小橋的時候，他遇上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危機。那會兒，他一下就懵了！身上的汗忽一下子全湧了出來。本來，他正甩甩地走著，剛上了小橋，他手裏提的那匣點心的紮繩突然就崩斷了，那匣點心“啪！”一下掉在了地上。論說，掉了也沒有太大的幹係，重新捆紮起來就是了。可是，他一看就傻眼了，天啊，那匣子裏裝的竟然不是點心，是驢糞蛋！是的，從那匣子裏掉出來的，是八個風幹了的驢糞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