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工作，很快由國內發展到海外。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之中，出現了旅日共產主義小組。這個小組是所有共產主義小組中最小的一個——隻有兩名成員，施存統和周佛海。
施存統在杭州因那篇《非孝》，鬧得沸沸揚揚，無法立足，來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他在1920年6月20日前往日本東京，與周佛海取得聯係，成立了日本小組。如他所回憶：“陳獨秀來信，指定我為負責人。”[注釋34]
至於那位周佛海，是謎一般的人物：最初他站在中國共產黨的陣營之中，忽地變成中國國民黨的要員，最後又成為汪精衛漢奸政權的顯宦。
在本書序章中，曾寫及周佛海的妻子周楊淑慧幫助尋找中國共產黨“一大”會址。
這個謎一般的人物，究竟當初是怎樣走入中國共產黨的陣營之中的呢？
1897年，周佛海降生於湖南沅水之側的沅陵縣。他家在沅水南岸，離縣城二十多裏。在上中學的時候，他便是一個“不安分的青年”，曾在沅水中洲的龍吟寺牆壁上，題了這麼一首詩：
登門把酒飲神龍，拔劍狂歌氣似虹。甘處中流攔巨浪，恥居窮壑伴群峰。怒濤滾滾山河杳，落木蕭蕭宇宙空。不盡沅江東逝水，古今淘盡幾英雄。
那時，他已頗為“留心政治”，所以詩中透露出那雄心勃勃的氣概。
他的《往矣集》中的《苦學記》一文，也寫及小小年紀的政治抱負：
袁氏（引者注：指袁世凱）死後，內閣常常更動，一下子某甲入閣，一下子某乙入閣，在看報之餘，居然也想將來要入閣了。我們學校擴充，把附近的文昌閣，並入學校做宿舍。我因為常常想將來一定要入閣，替國家做事，所以和同學說到文昌閣去，便說“入閣”……主觀上雖然有這種氣概，客觀上上進發展的機會，可以說是絕對沒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顧茫茫！
一個極為偶然的機會，使他可以跳出那小小的縣城，遠走高飛，去闖大世麵。那一天，成了他命運的騰飛點。他在《苦學記》中這麼敘述：
民國六年（引者注：即1917年）五月某日，照例返家，遇著山洪暴發，沅江水漲，不能渡河進城。於是在家住了四天，等著水退。那（哪）曉得我一生的命運，就在這四天決定了，而我還在鄉下，一點不知。等到到了學校，一個朋友對我說：“老周！你可以到日本留學去了，最近就動身。”我以為他是開玩笑。他說：“你不相信，我和你去見校長。”見了校長，果然是真！原來我有個同班的朋友，他的哥哥在東京，前一年把他叫到東京去了。他來信說東京生活程度並不貴，每年隻要百五六十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後，就可以考取官費。我的好友鄔詩齋便發起湊錢送我去……
父親早亡，周佛海告別老母遠行，口占一首詩：
溟濛江霧暗，寥落曙星稀。世亂民多散，年荒鬼亦亂。心傷慈母線，淚染舊征衣。回首風塵裏，中原血正飛。
他頭一回出遠門，和兩個同學同行。三個人不會講一句日語，居然也從上海來到了日本。經過短期補習日語，他考入了日本第一高等學校，獲得“官費”。在那裏，他開始從雜誌上讀到許多關於俄國革命的文章。
一年之後，預科畢業，他分發到鹿兒島的第七高等學校。
在風景如畫的鹿兒島，他在功課之餘，“專門隻看社會主義的書籍”。他開始譯書，寫文章。“當時梁任公一派的人，在上海辦有《解放與改造》半月刊，我常常投稿，都登載出來，稿費非常豐富。這種稿費，大都寄回家養母，一部（分）拿來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