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細追究起來，那“出席者”之說。最初也源於毛澤東。
毛澤東在1936年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這麼說及中共“一大”：“在上海這次有曆史意義的第一次會議中，除我之外，隻有一個湖南人，其餘的出席會議的人物中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個人。”
在這裏，毛澤東明確地把包惠僧列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但是，可能當時毛澤東的回憶有誤，把中共“一大”的出席者說成“十二個”。
長期以來，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領袖，他的話富有影響。中共黨史研究者們依據毛澤東的話，長期以來這麼說：
中共“一大”的“代表”是十二人，“出席者”是十三人。其中是“出席者”但不是“代表”的是包惠僧（當然，這裏沒有把馬林和尼柯爾斯基計算在內）。
其實，包惠僧的身份，算是廣州小組代表也可以。因為他是由廣州小組推選、由陳獨秀提名的。也有人主張包惠僧可以算是“陳獨秀指派的代表”。
不論怎麼說，如今包惠僧的代表身份日益得到確認。“十三人代表”之說，已經日漸被中共黨史界所接受。
除了這十三人代表得以普遍確認之外，不久前又發現了兩位未曾正式到會的代表。這兩位代表，一位來自南京，一位來自徐州。在1920年至1921年，南京和徐州都已先後建立了中共黨組織，所以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夕，也都收到了出席大會的通知。南京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也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的代表叫陳亞峰，南京的代表一說是郭青傑，一說是劉真如。陳亞峰從徐州來到南京，與南京代表一起來到上海。隻是他們受無政府主義影響頗深，不願受黨的紀律的約束，沒有出席大會。
筆者繞開種種關於“代表”和“出席者”的爭議，關於代表排名的先後次序的爭議，在這裏排出一張以年齡（出生年月）為序的代表名單，年長者在先，年輕者在後（同年出生者標明月份）：
這是一次年輕的會議！
在代表之中，最為年長的“何胡子”不過四十五歲，最為年輕的劉仁靜隻有十九歲。三十歲以下的有十位，占三分之二！
十五位代表的平均年齡隻有二十八歲，正巧等於毛澤東的年齡！
這是一群熱血青年，為著一個主義——共產主義，為著一個學說——馬克思學說，彙聚在一起了！
令人驚訝的是，除去兩位國際代表之外，在十三個中國人當中，湖北籍的占五位，湖南籍的占四位，“兩湖”相加占九位！
在十三位中國共產黨代表之中，北京大學學生占五位——陳公博、張國燾、劉仁靜。加上曾在北大工作的毛澤東，及在北京大學短期學習過的包惠僧，則是五位。另外，“南陳北李”兩位郡是北大教授。
在十三位中國共產黨代表之中，曾經留學日本的有四位——董必武、李漢俊、李達、周佛海。加上“南陳北李”，則是六位。
在十三位中國共產黨代表之外，其實還有若幹位完全應當進入代表之列而因種種原因未來的：
陳獨秀——當然代表；
李大釗——當然代表；
楊明齋——在蘇俄出席共產國際“三大”；
張太雷——在蘇俄出席共產國際“三大”；
陳望道——與陳獨秀產生分歧而沒有出席；
施存統——可以來而沒有回國。
另外，在法國的張中府、周恩來、趙世炎、蔡和森，因路遠聯係不便而不能回國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