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在俄共黨的領導下，創建了無產盼級專政性質的蘇維埃政權，進而成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確保了蘇聯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並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治體製。蘇聯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和運行，是曆史性的偉大進步，得到了廣大勞動人民的擁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畢克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其發展進程中，有著特殊的曆史條件和特定的環境，在共產黨的領導、馬列主義的指導，政治體製的運行等方麵，不可避免地公出觀這樣那樣的錯誤和問題，諸如在指導思想上的教條主義傾向，在政治體製運行中民主化不足，領導製度方麵以黨代政、高度集權，黨與政權機關建設方麵的官僚作風，用人製度方麵的幹部終身製，監督機製方麵缺乏自上而下的人民監督等等。為此，需要進行改攀去解決這些問題。1953年，斯大林逝世，給蘇聯進行改革提供了契機與可能。從20世紀50年代初至80年代，蘇聯的改革斷斷續續地大體經曆了三個時期，即赫魯曉夫時期、勃列日捏夫時期、戈爾巴喬夫時期。在這三個時期改革的過程中，隨著形勢的發展，錯誤向及其影響越來越大，而合理因素及其作用越來越小，政治意識明顯變化，特別是在戈爾巴喬夫時期，倡導“改革新思維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背離了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根本改革政治體製”，全麵引發了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民族關係和意識形態的危機，最終導致了蘇共垮台和蘇聯解體。
第一節 從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到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
一、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及其後果
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赫魯驍夫在同年9月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開始了赫魯曉夫執政時期。赫魯曉夫執政時期，是蘇聯首次進行政治經濟體製改革的嚐試時細，赫魯夫的改革是以批判個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為其先導的。這一時期以“非斯大林化”為重要標誌。從蘇共中央七月全會（1953）開始，到蘇共20大（1956）和蘇共22大（1961），在蘇聯全黨和全國範圍內持久地、大張旗鼓地開展了反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揭露斯大林的錯誤的“非斯大林化”活動。這一活動對辦聯的社會主義事業乃至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變化發展，都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
斯大林晚期，蘇共黨內政治生活很不正常，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十分嚴重，障礙了蘇聯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需要進行改革。按說，改革必須堅持以馬到主義理論為指導，必須豎持社會主義方向，把馬列主義基本原則與具體實際相結合；反對個人崇拜、批判斯大林錯誤，必須實事求是，必須客觀全麵地評價斯大林，認真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把自己也擺進去，切實地解決經濟、政治體製中的弊病，努力發展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赫魯晚夫提出和反對個人崇拜，批判斯大林錯誤，雖然適應當時蘇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客觀上促進了思想解放，但是，他立場不對，動機不純，方法錯誤，導致了嚴重的惡劣後果。
1953年7月蘇共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後，就不點名地提出了反對個入崇拜問題。1956年2月蘇共召開20大趣間，赫魯曉夫在總結報告中有關黨的論述中，提到了要批判個人崇拜，強調要恢複和加強集體領導原則。但亦共20大期間，並沒有討論反對個人崇拜的議程。1956年2月24日正式議程全部結束。在赫魯曉夫的主張和堅持下，經蘇共領到同意，在當天晚上又把代表們召回克裏姆林宮大廳，出席一次事先沒有安排的秘密會議，所有的外國代表團沒有被邀請參加。赫魯曉夫在秘密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長達4小時之久，從午夜11時半一直持續到25日淩晨。報告主要講了三個問題：一是揭露和抨擊斯大林搞個人崇拜，破壞了蘇共集體領導的原則；二是揭露和抨擊斯大林搞個人崇拜造成的嚴重危害，主要是破壞了革命法製，使許多維護黨的路線的無辜者遭到迫害，並在黨的建設和經濟建設中助長了有害的方法，產生了機會主義和各種歪風邪氣；三是認為產生個人崇拜的根源是斯大林個人品質不良，認為個人崇拜是由於斯大林“任性、粗暴、專橫，濫用職權，自我吹噓和缺乏最基本的謙虛精神等”所造成。報告發表後，在蘇聯國內外，掀起了反斯大林的浪潮和大規模的非斯大林化運動。在史學、哲學、政治經濟學、文學藝術和自然利學等各界、各領域都有強烈表現，報告在蘇共黨上層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在國際共產上義運動內部產生了巨大分歧。但赫魯曉夫並沒考慮國內外的正確意見、采取正確的方法、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去引導反對斯大林的各人崇拜運動，而是主觀主義，一意孤行，別有用心地進行反對個人崇拜。在1961年10月的蘇共22大上，赫魯曉夫再次掀起反對和批判斯大林的高潮。這次反對斯大林的浪潮不僅沒有全麵客觀地評價斯大林，而是對斯大林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並決定把斯大林的遺體從紅場的列寧——斯大林陵墓裏遷出，搞焚屍揚灰，僅在克裏姆林宮牆靡下立一塊黑色大理石碑，上麵隻寫“約·維·斯大林1879—1953”而這次掀起的反斯大林的浪潮，還明顯地同揭露“反黨集團”相聯係起來，實際是要借助反對和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達到打擊政權的目的。同時，這次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十分明顯地突出赫魯曉夫的“豐功偉績”，實際是搞對赫魯曉夫的新的崇拜。這次反斯大林浪潮更明顯地表現出赫魯曉夫在玩弄政治權術，文過飾非。
赫魯曉夫在反對個人崇拜的旗號下大搞“非斯大林化”的兩時，還提出了一係列錯誤的理論觀點。他打起了超階級的人道主義的旗幟，提出“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幸福”作為黨的綱領性目標，用人道主義的唯心史觀取代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他把“和平共處”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鼓吹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下可以從社會生活中排除戰爭，認為可以實現“全麵徹底裁軍”，用裁軍省下來的錢來支援發展中國家來發展經濟，實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三無世界。他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鼓吹什麼“全民國家”“全民黨”。他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不再是必要的了”，蘇聯在“現階段已變成全民國家”，“全民的國家，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的新階段”，聲稱隻有用“全民國家”取代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才能使民主進一步發展；才能變成“真正的全民的民主”同時，他打出“全民黨”的旗號，聲稱蘇共黨的性質已改變，已“成為全民政治組織”。他還宣布，蘇聯要在二十年內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並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國民收人上超過美國。
這樣，赫魯曉夫在“非斯大林化”運動過程中，一方麵，不是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客觀、公正、全麵地評價斯大林，沒有樹立斯大林應有的地位，而是曆史唯心主義地把斯大林說得一無是處，甚至惡毒地謾罵汙蔑，實際上是全盤否定斯大林。斯人林任黨和國家領導人長達30年之久，對斯大林的總結評價，關係到對黨和國家這段曆程的評價，全盤否定斯大林，實際上就是全盤否定黨和國家的這段曆史同時，赫魯曉夫把個人崇拜的根源完全歸咎於個人的不良品質，完全離開了蘇聯的社會曆史條件，根本抓不住個人崇拜的要害，難怪他在激烈地反對個人崇拜時又陷人對自己大搞個人崇拜。另一方麵，在製造種種理論觀點、製定覺的國內外路線、方針、政策時以超階級的人道主義價值觀占據了主導地位。正是如此，在意識形態領域製造了混亂，把黨和人民的思想搞亂了，“改革”不可能不遭致失敗，最終不可避免地導致赫魯曉夫自身於1964年10月下台，並為以後蘇聯解體埋下了隱患，為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奠定了基礎。
二、赫魯曉夫路線的繼續和調整
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魯曉夫成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1966年起改名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明確宣布始終不渝地貫徹由黨的20大、21大、22大所製定的總路線。10月19日，在歡迎宇航員大會上，勃列日涅夫發表演說，明確宣稱：我們黨的20大、21大和22大所製定的總路線是列寧主義的路線。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蘇聯共產黨和政府整個內外政策的惟一的、不可動搖的路線，為實現這條路線而鬥爭，是我們的主要任務。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也說，我們的一切成就，都是由於實現黨的20大、21大和22大決議以及蘇共綱領所規定的黨的總路線的結果。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它是不可動搖的。在十月革命47周年的紀念大會上，勃列日涅夫發表講話，闡述大政方針，再次強調要堅持過去製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並再次重申，“我們的全民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自然發展”，“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是我們黨活動的準則”。1965年蘇共中央還授意發表文章，批駁社會上流行的所謂蘇共正在重新審查20大和22大路線的說法，強調由20大開始的進程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這就表明，勃列日涅夫上台執政後，總體上路線不變，決心沿著赫魯曉夫路線走下去，繼續執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路線。
由於赫魯曉夫執政時期唯心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在思想上、理論上、實踐上造成了混亂，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對赫魯曉夫路線不得不迸行調整、“充實”和“發展”。
第一，在經濟上，為了克服赫魯曉夫“主觀主義和唯意論”的錯誤所造成的混亂無秩序狀態，強調要謹慎、穩重地繼續赫魯曉夫時期開始的經濟體製改革。勃列日涅夫經1964年到1965年的試點，在1966年提出和推行新經濟體製。其內容主要是：改變工業管理的組織結構，重新按部門原則建立各專業部，撤銷按地區原則建立的國民經濟委員會；改進計劃工作，強調長期計劃的作用，提高計劃的科學依據，縮減計劃指標，實行以銷售額、利潤和贏利率為核心的新指標體係；在保證國家對企業集中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企業在經濟活動中的自主權，以提高企業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加強經濟核算，提高經濟杠杆在經濟管理中的作用；調整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利益關係，加強對企業集體和職工個人的經濟刺激。新經濟體製的推行，至70年代初基本完成，成效較為明顯。1966—1970年間，在勞動力增長速度下降的情況下，蘇聯國民收入每年遞增7.7%，工業勞動生產率每年遞增5.7%，整個工業企業的贏利率也從1965年的13%提高到1970年的21.5%經濟上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工業總產值在1966—1970年年平均增長為8.4%，農曼礙產值1966—1970印年平均增長為4.2%。之後，勃列日涅夫經濟上偏重穩定，停頓改革，70年代中期以後，經濟增長日趨下降的趨勢，逐漸出現經濟危機，陷入經濟困難狀況。
第二，在社會發展階段思想上，勃列日涅夫繼承赫魯曉夫的超越發展階段思想並稍作修正。1967年11月，在慶祝十革命50周年大會上，勃列日涅夫正式宣稱，蘇聯建成了“發達社會主義社會”。1977年蘇聯憲法確認：“蘇聯已經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是通往共產主義道路上的一個合乎規律的階段”。勃列日涅夫的發達社會主義理論，實質上隻是赫魯曉夫二十年內建成共產主義觀點的一種改頭換麵的不同提法而已，雖然把“全麵開展共產主義建設”改為“建成發達社會主義”，而眼前的任務，仍然同以前一樣，是“建立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是“逐漸發展為共產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過渡。既然是已經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規定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任務，那麼，社會上就已不再有敵對勢力和階級鬥爭，社會各階級、集團逐漸接近，整個社會越來越成為“單一的社會”，“全民國家”“全民黨”成為發達社會卞義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築”；在民族關係上，蘇聯各族人民有了不分民族的“統一經濟體”，有了沒有民族界限的“新文化”，產生了“人類新的曆史共同體”等等。所有這些，都越來越遠離蘇聯社會現實，越來越背離時代潮流，最終不可避免地導致蘇聯社會的被扭曲和變異。
第三，在政治上，1966年蘇共召開的23次代表大會上，重，蘇共將遵循20大、22大所確定的路線，並認為黨的主要任務，就是為實現這條路線而鬥爭。大會沒有提出新的政治改革的要求，隻是為穩定千部隊伍，取消了夾於領導千部按一定比例定期更換的製度，刪去了黨章中有關定期更換幹部的細則。此後，黨政各級領導幹部的變動大大減少，實際上實行了幹部職務終身製，以致高級領導幹部嚴重老齡化。蘇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平均年齡，由1964年的61歲，上升到1981年的70.6歲，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年齡，由1964年的54.1歲，到1981年上升為68歲。1981年蘇共26大，黨中央政治局中70歲以上的委員占57%以上，勃列日涅夫等5人領導核心，平均年齡達75歲。領導集團嚴重老齡化，政治上刻意求穩，幹部職務終身製的實際實行，大大助長了不思進取、因循守舊、保守主義傾向，並使官僚主義現象日益嚴重，腐敗現象滋校，教條主義盛行以致社會上對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共產黨的正確性產生懷疑，進而思想信仰發生動搖，產生了信仰危機。
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意識和文化思潮泛濫起來，民族主義、宗教神學和迷戀西方世界等廣泛傳播社會主義思想陣地日益縮小。從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蘇聯國內政治舞台，雖沒有發生什麼重大的政治事件，社會表麵上相當穩定，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是，許多社會矛盾被掩蓋著，腐敗現象滋生，特權觀象嚴重，黨政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嚴重，整個社會生活缺乏活力，處於一片保守、僵化的凝滯狀態，蘊涵著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
第四，在外交上，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總體上仍然奉行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總路線，從大國主義出發，全力爭取同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主張“美蘇合作共同主宰世界”。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蘇聯對外政策逐漸發生變化，從過去的大國主義發展為世界霸權主義，實施全球性進攻性戰略。所謂全球性進攻性戰略，就是蘇聯在全球采取主動積極的介人姿態，一方麵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另一方麵提高自已對世界的影響力。為了推行全球性進攻性戰略，同關圍爭奪世界霸權，勃列日涅夫在緩和同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簽署《蘇美關係基本原則》及有關限製戰略核武器問題協定、條約的同時，大力發展軍事實力，不斷增加軍事支出，從1972年840億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2570億美元，同期美國的軍費支出從770億美元增加到1960億美元。蘇聯在這十年間連續在絕對數上超過美國。直接軍費大約占到社會總產值的15%，大約1/3左右的工業生產和1/2左右的機器製造和金屬加工生產直接為軍事工業服務，科研經費的一半以上用於軍事。在洲際導彈、潛艇發射的導彈的數量從原來隻占美國的1/3發展為達到同美國大致相等，甚至在潛艇導彈數量方麵超過了美國。正是由於蘇聯軍事實力的增長，使得蘇聯最終同美國並駕齊驅出現在國際舞台上，並使勃列日涅夫的蘇聯在世界上確立了超級大國的地位。為了提高自己對世界的影響力，勃列日涅夫的蘇聯四麵出擊、到處插手，先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後是挑起珍寶島事件，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對中國實施戰略包圍，同時加緊在亞、非、拉美的軍事幹涉，諸如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介人埃及事務，密謀推翻埃及總統薩達特；卷入埃塞俄比亞和索馬裏的武裝衝突；積極策劃南也門的軍事政變；支持古巴軍隊侵入安哥拉；直接出圬人侵阿富汗等等，儼然以霸主的地位出現在世界舞台上，但是，蘇聯為了推行全球性進攻性戰略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耗費了大量的人財物資源，影響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致將國家引向災難深重的境地。
總之，勃列日涅夫在繼承赫魯曉夫路線的基礎上進行多方麵的“調整”、“發展”，不僅沒有使蘇聯社會得以發展，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而是造成了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信仰危機交織在一起，構成嚴重的社會危機潛伏在蘇聯社會。
三、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擔任了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執政伊始，麵對國內嚴峻的經濟政治形勢，提出了“加速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和社會主義改革方針，一再聲明蘇聯正處在“發展中的社會主義階段”，“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在社會主義範圍內進行”，不搞西方議會製和多黨製，經濟上也不搞全麵私有化。但由於改革的舉措失當，對改革的艱巨性、複雜性、長期性估計不足，結果改革開始一兩年後，並未看到成效，遇到了一些阻力，陷人了“空轉”。這時，戈爾巴喬夫忽然提出了他的“新思維”。為了宣傳他的“新思維”，他應美國出版商的請求，撰寫了《改革與新思維》一書，於1987年11月在蘇美兩國分別用俄文和英文同時出版。戈爾巴喬夫宣稱，“新思維”是核時代的政治思維，它不僅是針對核戰爭和國際政治問題的，而且也是針對蘇聯國內問題的，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麵臨急劇轉折時期提出來的，其目的在於指導蘇聯的“改革”一時間，“新思維”就成為蘇聯改革的代名詞和指導思想。可是，《改革與新思維》明確地把“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全人類利益高於階級利益”作為“新思維”的核心，人道主義的觀點來作為闡述國際國內問題的準則，這就為放棄社會主義原則，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和輿論準備。
1988年6月，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參見本書《導言》第19頁注釋）上，戈爾巴喬夫提出把“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改革的目標，正式舉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旗幟，他強調人道主義“在社會主義理論的實踐中占有中心地位”，社會主義是“現實的人道主義製度”，他把改革歸結為揭示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性質”，從而使蘇聯改革的方向發生根本性轉變。會議拫據戈爾巴喬夫的報告做出了決議，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蘇聯社會改革的目標。據當時美國駐蘇大使馬特洛克回憶，當他看到這次會議的文件時興奮不已，“新內容比比皆是”，“有些‘議題’似乎是從美國憲法中翻譯過來的。除了‘社會主義’這個詞之外，文件與《共產黨宣言》，甚至與《資本論》幾乎沒有一點聯係。有關‘社會主義’的那些蘇聯慣用提法也不見了。從某種程度而言，‘議題’所談論的更接近於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這是一個很好的注解。1989年11月26日，戈爾巴喬夫在《真理報》上又發表題為《社會主義思想與革命性改革》的長篇理論文章，對“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理論體係進行了全麵論證，強調指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有七條，這就是：“真正的、現實的人道主義製度”；“有效而活躍的經濟製度”；“社會公正的製度”；“具有高度文化素養和道德的製度”；“真正的民主政治製度”；“各民族真正平等的製度”；“本質和利益必然渴望和平的製度”。問時，戈爾巴喬夫把“民主化、公開性、政治多元化”並列為蘇共提出的三個“革命性倡議”。之後，經過1990年7月蘇共28大製定《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聲明黨章以及1991年7月蘇共中央全會，“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麵都得到深化，成為蘇聯整個改革的綱領和黨章的準則。
“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以人道主義和多元主義為理論基礎，向私有化過渡的混合經濟及多黨製和三權分立的議會民主製作為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共產黨內部的反映，同無產階級世界觀格格不入，是西歐社會黨鼓吹的“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變種。如果說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裏，西歐社會黨奉行的民主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改良還有某種進步意義的話，那麼，對於取得社會主義政權數十年的無產階級政黨來說，在陷人困境和危機時向民主社會主義尋求出路，那無疑是曆史的倒退，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由於“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推行，蘇共黨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的改變，帶來黨內一片混亂，削弱了黨的戰鬥力；多黨製的推行，政治反對派的勢力迅速擴大，逐漸與中央分庭抗爭；經濟改革不可避免失敗，國家的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社會矛盾加深和民族衝突不斷，民族分裂主義情緒上漲。在這種形勢下，1991年8月19日，以當時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的一些黨政軍領導人宣布成立“緊急狀態委員會”，試圖“恢複秩序”阻止蘇共分裂、聯盟解體，然而很快遭到失敗。“八·一九事件”後，戈爾巴喬夫不得已宣布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建議蘇共中央解散，蘇共迅速瓦解。在戈爾巴喬夫的默許下，反對派全麵奪取聯盟政權。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簽訂“明斯克協定”，宣布“蘇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和地理政治實體停止存在”，建立新的“獨立國家聯合體”。12月21日，其他八個加盟共和國以倡議國身份加人“獨立國家聯合體”，至此，蘇聯宣告正式解體，同時表明戈爾巴喬夫“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徹底破產。
為進一步研析蘇聯解體迸糨中政治意識的演變，下麵各節將進一步剖析“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內容、實質及其後果。
第二節 “新思維”的民主化、公開性與多元化
一、民主化、公開性與多元化是“改革新思維”在政治領域的特有標記
1987年年初，戈爾巴喬夫應美國出版商人之約出版《改革與新思維》一書，向世人“闡明新的政治思維和對外政策的哲理”，以及蘇聯改革的原因、實質，目標和途徑等一係列重大問題。戈爾巴喬夫認為，由於科技革命和全球問題激化，人類已經進人了不同於三四十年前的新時代，“現時代的特點是核威脅在增加，其他全球性問題在激化，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國際化在加強，這個世界越來越成為一個整體”。因此，必須“拋棄以前某些看來是不可動搖公式”，“確立新的政治思維，以及能保障人類生存的新的和平概念”。在世界成為一個整體和核威脅的情況下，階級利益和民族利益就退居次要地位，“全人類的價値”和“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階級分析方法和階級鬥爭的學說已經過時。戈爾巴喬夫把“新思維”泛化到政治、經濟、思想、軍事等各個領域，要求在每個問題上都要有“新思維”。所謂政治領域的“新思維”就是民主化、公開性、多元化。
民主化是戈爾巴喬夫政治新思維的最明顯特征之一。
戈爾巴喬夫剛開始上台時，改革重心還在經濟方麵，但他在各種場合已經不遺餘力地鼓吹“民主化”。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在就職演說中宣布，“黨把進一步完善和發揚民主以及人民的整個社會主義自治體係看做是國內政治中的一項根本任務”。他當時比較關心的是黨內的民主。在1985年10月的中央全會上，他慷慨激昂地對代表們說；同誌們，我想著重強調指出：不大力擴大和加深社會主義民主，既不創造條件讓全體勞動人民及其集體和組織經常地、積極而有效地參與解決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在1986年的蘇共27大上，他已經把“民主化”和“經濟改革”看成並列的目標。27大第三部分提出“社會進一步民主化，社會主義人民自治加深”的問題。此時，戈爾巴喬夫所設想的“民主化”基本上是一幅以人民自治為中心目標的民主化籃圖。蘇共27大後，蘇共認為過去幾次改革之所以失敗，主要原因是沒有發揚和擴大民主。因此，戈爾巴喬夫在以後的改革中十分突出“民主化”的問題。戈爾巴喬夫在1987年一月全會上大肆鼓吹民主化。他說：以往阻礙社會發展的“根源”就在於社會主義民主製度方麵的“嚴重缺點”；民主是“改革的實質”，民主化是改革的決定性條件，不發揚民主，不讓勞動人民廣泛參加，就完不成改革任務。“正因為如此，蘇聯社會的進一步民主化才成了黨的緊迫任務。”在大會的閉幕式上他自信地說：“我認為，在政治局的報告中把一個極其重要的題目認真加強蘇聯社會的民主化提到首位是完全合理的。”後來他對這次會議的評價頗高，認為一月全會的主要意圖是發揚民主，是改革不可逆轉的基本保證。同年11月，他提出了“民主化，再民主化”，“多一些社會主義，多一些民主”的口號。他認為，民主化是“改革的基礎”，“改革的主要動力”，改革的“首要任務”，“改革的靈魂”，“社會主義的民主越多，社會主義就越多”強調“我們完全有權在大的方麵和原則上把我們的蘇聯社會全麵民主化的綱領看做是現有政治製度變革的綱領”等等。同年，在《改革與新思維》中，戈爾巴喬夫認為需要使整個社會生活廣泛地民主化，而且隻有通過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能實現。為了進行“根本而全麵的改革”，“應當發揮民主的全部潛力”。為了突出自己改革的“民主化”特色，在談到蘇聯政治體製的發展由來時，戈爾巴喬夫把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對政治體製的建立、改革和調整幾乎說得一無是處。但說到他自己領導的改革時，則盛讚“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和發揚了民主。他離開了當時蘇聯社會政治經濟的實際情況，抽象地談民主化，陷入了民主化“萬能論”的空想。
在蘇共很多重要會議中，戈爾巴喬夫繼續極力地鼓吹“民主化”1988年2月召開的中央令會上，戈爾巴喬夫又較詳細地闡述了“民主化”問題。他說，“上要的事情是民主化。這是達到改革的目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手段。民主化符合對寧的社會主義概念的實質本身。它可以使我國實現十月革命所要實現的理想。必須使全黨清楚地知道，隻有通過民主化，才能充分地把人的因素注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的深刻改造，注入管理和自治的實際過程。隻有通過民主化和公開性，才能杜絕根深蒂固的漠不關心態度，使勞動者的社會政治積極性有極大的動力。隻有通過他們本身有利害關係地和有意識地參加所有社會事務，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目的”。在改革新思維指導下出籠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理論中，進一步發揮了“民主化”思想，戈爾巴喬夫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是“專製”、“獨裁”，是違反人道主義的不民主的“恐怖製度”。他主張實行全民的“一般民主”，這種民主，體現在政治體製上，就是多黨製、議會民主、自由選舉、三權分立和總統製；在黨的組織上，提出黨是全民黨；反對民主集中製，主張民主的一致。
“公開性”是戈爾巴喬夫政治新思維的第二個特有標記。
戈爾巴喬夫把公開性作為實現民主化綱領的重要形式。他在蘇共27大政治報吿中指出“擴大公開性問題對於我們來說是原則性的問題也是個政治問題。”“我們應當使公開性成為不斷起作用的製度。”此後，他不斷強化公開性口號，1987年1月蘇共中央全會上，他提出“最大限度公開性”強調公開性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有效形式”，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的及其重要的特點在2月會見輿論和宣傳界領導人時他又說：“公開性是我國社會民主化進程的一個必不可少的一個條件，也是使業已開始的變化不可逆轉的極其重要的保證之一。”在同年出版的《改革與新思維》中又提出“讓公開性大放光明”的口號，他寫道：“我們要力求在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有更多的公開性”；“我們需要公開性就像需要空氣一樣”，擴大公開性“是黨的原則立場”，“蘇聯生活方式的準則”，“沒有公開性，就沒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沒有民主，就沒有也不可能有現代社會主義”。他強調說：“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光明正大一些，以便讓黨和人民知道一切；使我們這裏沒有又開始發黴的陰暗角落。沒有我們現在與之進行堅決鬥爭的所有現象重新滋長的地方。我們離這場鬥爭的結束還很遠。因此，需要多一些光明正大”。可見，戈爾巴喬夫似乎是把“公開性”作為和腐敗、自私、專製鬥爭的一種工具。對於“公開性”帶來的負麵效應，戈爾巴喬夫並沒有清醒的認識。他說：“如果有人企圖利用廣泛的公開性和民主進程來達到自私自利的和反對社會的目的，有這樣忠實於社會主義思想和自已祖國的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人民還對付不了嗎？”在戈爾巴喬夫看來，黨和國家如此強大，出現一些不同的聲音隻是民主的點綴。他還強調說，“我們主張毫無保留、毫無限製的公開性。有人問：公開性、批評、民主有無限度，我們堅定地回答：如果公開性、批評、民主是為了社會主義利益，為了人民的利益，那麼我們是無限度的”。為此，蘇共采取了一係列改革措施以體現“公開性”的原則：（1）及時通報各級黨政機關的工作情況，組織群眾對政治經濟生活中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2）倡導說真話、批評缺點和揭露錯誤，強調不存在“不受批評的禁區”。（3）重視發揮社會輿論的作用。通過研究和利用人民來信、聲明、申訴、發言和廣播電視、出版物、有關機關的倡議、征詢意見、民意測驗、公開討論和辯論等渠道，反映群眾的要求和情緒。但是，戈爾巴喬夫離開黨性去講公開性，結果搞亂了人們的思想，為各種反蘇反共思想的發展提供了條件並誘發了民族矛盾的爆發。
“多元化”是戈爾巴喬夫政治新思維的第三個特有標記。
戈爾巴喬夫對“多元化”的論述沒有“民主化”和“公開性”那麼多。但是，“多元化”是“民主化”和“公開性”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且反過來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形成直接的影。
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把“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化”並列為三個“革命性倡議”“多元化”是“民主化”和“公開性”發展邏輯的歸宿。在大力鼓吹“民主化”和“公開性”到一定程度後，“多元化”不可避免的出現。
戈爾巴喬夫認為，觀實社侖主義製度的根本弊端是由於政治壟斷經濟壟斷、思想壟斷而造成的異化。為了克服異化，就要消除壟斷，實行多元化。他說：“我讚成多元化”，1987年7月14日戈爾巴喬夫在會見媒體和各創作協會領導人時第一次提出“多元論”。他說：“讓我們的言論多樣化一些吧，讓全社會都參加，讓社會主義的多元論充滿每一種刊物。”同年在慶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會上，戈爾巴喬夫提出要實行“社會輿論多元化”。在《改革與新思維》中戈爾巴喬夫說，要“廣開言路”，“使每種報刊上都出現社會主義的多元論。”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戈爾巴喬夫係統地論述了“利益”多元化、“意見”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問題。1990年戈爾巴喬夫接見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時說，未來的蘇聯將是一個多種經濟成分、多元化的政治和麵_人的民主國家。從以上可知，戈爾巴喬夫宣傳“多元化”的初衷也許隻是希望在輿論上出現各種意見，以推動改革的發展，而且在講到“多元化”時，他常常用“社會主義”一詞加以修飾，或者說“多元化”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但是，由於戈爾巴喬夫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逐漸背離馬列主義，他的“意見多元化”在思想上發展為“思想多元化”，導致了意識形態的混亂；在政治上發展為“政治多元化”，最後導致了多黨製；在經濟上發展為經濟成分多元化，導致了“非國有化”和“私有化”。
二、民主化、公開性、多元化是解體蘇聯的三把刀子
如果說經濟的、曆史的、民族和社會等方麵的因素是蘇聯解體的深層內因，那麼，“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化”可謂是直接分割蘇聯的三把刀子。
1.“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化”誘發民族矛盾和分裂浪潮。
在戈爾巴喬夫上任時，蘇聯的民族問題已經大量積累，但還沒有達到爆發的程度。民族關係問題還沒有成為政治生活中的最大問題。戈爾巴喬夫上任後，先是熱衷於經濟改革，在經濟改革碰壁後，又忙於政治改革，對逐漸暴露出來的民族問題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而民族問題日趨嚴重的直接原因則是戈爾巴喬夫極力鼓吹的“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化”。
如果說“阿拉木圖事件”還隻是戈爾巴喬夫對待民族問題經驗不夠，那麼民族矛盾和分裂浪潮的愈演愈烈則是他不顧一切鞏固推行“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化”的後果。在戈爾巴喬夫大力鼓吹“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化”的口號下，蘇聯一再下放聯盟權利，擴大“自治”，並提出“不留曆史空白點”，使民族問題的爆發逐漸具備了國內外的政治氣候。民族問題號稱蘇聯的“潘多拉的盒子”，戈爾巴喬夫倡導的改革，就是打開這一盒子的鑰匙。在“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化”的浪潮中，民族分立主義勢力迅速崛起。“阿拉木圖事件”後，蘇聯一些地區陸續爆發了和民族問題有關的衝突和遊行示威。1988年2月，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因納戈爾諾一卡拉巴赫的歸屬發生了衝突，造成了人員傷亡。在調解無效後，1989年1丹，蘇聯政府不得不宣布在該地區實行“特殊管製形式”。但是由於改革指導思想的錯誤，民族問題愈演愈烈。1989年民族問題的全麵爆發成為左右蘇聯政局的重要因素。為了邊境或土地歸屬問題，蘇聯的一些共和國發生了不同民族之間的大規模衝突。其中對蘇聯的統一衝擊最大的莫過於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的獨立運動。
波羅的海三國自從加人蘇聯後一直存在獨立的勢力。在傳統體製下，民族分裂勢力沒有發展壯大的條件。隨著戈爾巴喬夫“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化”政策的實施，分裂傾向逐漸公開化，分裂勢頭漸高，1988年8月23日，拉托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三個共和國爆發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抗議1939年簽著的蘇德條約，參加人數達十萬人以上。繼愛沙尼亞人民陣線成立大會之後，1988年10月8日拉托維亞人民陣線又舉行成立大會，宣布不受蘇共領導，獨立活動。1989年達到了和蘇聯決裂的嚴重程度，同年，三國先後宣布“主權宣言”或宣布本共和國的法律和權利機關獨立於蘇聯的法律和中央機關。極端民族主義分子還利用蘇共自暴其醜之機，人肆攻擊蘇共和蘇聯。民族分裂浪潮嚴重衝擊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進程，威脅蘇聯的統一。在嚴重的危機麵前，戈爾巴喬夫驚慌失措，居然想利用更多的“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化”來擺脫危機。1989年，蘇共公布《黨在目前條件下的民族政策》的綱領。綱領認為，長期的“行政命令體製”使共和國的自主性受到限製。為此要“顯著擴大自治共和國的權利”，各共和國“實行經濟核算和自籌資金”，從而在蘇維埃聯盟內部進行根本的改造。可見，戈爾巴喬夫想通過改革解決民族問題。他想當然地認為，隻要在蘇聯實行真正的民主製度，擴大各民族的自治權力，就可以消弭民族問題於無形中。因此，對極端民主分裂勢力，他沒有采取斷然措施，而是寄希望於通過幾部法律來解決問題。1989年9月19日，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戈爾巴喬夫提出“在民族關係方麵進行全麵深刻改革的必要性業已成熟”，“已經到了應該通過法律程序來禁止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的和其他極端主義的組織的活動並解散這些組織的時候了”。蘇共中央的步步妥協退讓是和改革新思維的指導分不開的。但是妥協沒有任何效果。12月20日，立陶宛共產黨宣布該黨脫離蘇共獨立。此後，民族分裂情緒蔓延到蘇共內部，一些地方黨組織紛紛脫離蘇共。本來，完整的蘇共和維護蘇聯統一強有力的力量，隨著蘇共的分裂和失去對國內政治局勢的控製，蘇聯的解體已不可避免了。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蘇維埃正式宣布立陶宛獨立。不久，愛沙尼亞和拉托維亞先後宣布獨立。蘇聯政府開始對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持強硬立場，但在西方的壓力下，被迫終止了在立陶宛和拉托維亞的軍事行動。三國的獨立已無法阻止。在“八·一九事件”後，三國取得了徹底的獨立。同時，各加盟共和國的離心力在加強。戈爾巴喬夫為了維持聯盟形式上的統一絞盡腦汁，但一紙“明斯克協議”使戈爾巴喬夫的一切努力成為泡影。
2.“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化”，搞亂了黨員的思想，削弱和取消了黨的領導地位，使蘇聯失去了維護統一的最強有力的力量。
1987年，經濟改革失敗的戈爾巴喬夫把目光轉向了政治體製改革。他認為有一個“障礙機製”在阻止改革。“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化”是“打破”、“摧毀”“障礙機製”的法寶。在“民主化”“公開性”“多元化”推行過程中，他提出要改革“舊的權力機構”，“恢複蘇維埃全權”，實行“權力中心從黨向蘇維埃轉移”。1988年7月和9月兩次召開了蘇共中央全會，對從中央到地方的黨的機構進行大改組，既取消了黨委直接管理社會經濟事務的職能，也取消了黨委對國家機關的一切組織領導關係。黨隻靠自己的政治思想影響和在國家機關工作的黨員貫徹黨的路線和政策。接著蘇聯進行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人民代表選舉活動。一批“激進派”代表進人了蘇聯的最高權力機關。1989年5月在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激進派代表薩哈羅夫首次正式提出要取消蘇聯憲法第六條關於覺的領導地位的內容。他認為，要恢複蘇維埃的全權，就不應在法律上規定蘇共的特殊地位，《憲法》第六條妨礙黨政關係的解決。當時他的主張遭到大多數人民代表的反對，未被列人議程。蘇聯第一次人代會後，“激進派”走上街頭，組織大規模的集會和示威遊行，要求修改《憲法》第六條。1989年11月底立陶宛最高蘇維坎率先通過修改立陶宛共和國憲法第六條，勾銷了有關黨的領導地位的內容。1989年12月12日，薩哈羅夫等人在蘇聯第二次人民代表大會上又提出修改蘇聯憲法第六條。雖經多方麵的工作，大會否決了薩哈羅夫等人的提案，但支持改替案的票已達839，占代表總數的1/3以上，反映了蘇共領導地位已遭極大削弱，黨內已明顯地分裂成不同派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