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代善沒有什麼錯誤。既然八旗各派官將輪班辦事，本來就應該依次調遣，為什麼該鑲黃旗班次時，會沒有候差的值班官員？就此，鑲黃旗便犯了錯誤，有關官員要受重懲，應當值班而無官候差，貽誤了軍機，後果不堪設想，這應當算是一條大罪。與此類似的是，因鑲黃旗無官而令鑲白旗滿都護代往，可是，剛下達命令，又以“海色、滿都護無能”，而改遣次班。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要派無能之人充當值班官將？誤了要事，怎麼辦？鑲白、鑲藍旗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嚴重責任。這樣看來，是非曲直已經清楚了，鑲黃、鑲藍、鑲白三旗的固山額真都犯了錯誤，都該懲處，吏部官員也有過失，代善對此提出質問，沒有欠妥之處。
對這一過錯，也應承擔治下不嚴、疏忽失察責任的吏部王和鑲白旗旗主多爾袞，照理說，他該向兄長禮親王賠禮道歉，引咎自責，處治有關人員，這才是正當的做法。可是，多爾袞此時已非昔日聽人擺布的幼小台吉，已經高居諸王、貝勒之上，成為威震國中的赫赫王爺，他哪能自我指責而損威嚴。並因代善原係仇敵，當時又已勢衰力弱，皇太極極力壓抑，使其處境異常困難，何不利用此事，以攻為守，報複一番。多爾袞就借此了。
《清太宗實錄》卷二十八載述此事的審斷結案如下：
“(崇德三年八月十一日)……睿親王遂告於諸王、貝勒、貝子、固山額真、議政大臣等曰：遣人之事，原聽該部相其人而用之，今王不悅，豈另有一部耶。遂議罰銀五百兩，撥出部下五牛錄，宜希達議斬，摩羅洪泄本部事，亦論斬。奏聞，上以為禮親王年邁顛倒，姑赦其罪。宜希達處斬，摩羅洪鞭一百，箭穿耳鼻，革衙門。”
《實錄》的文字雖不多，不過一百五十個字，可是，反映的問題卻不小，表示出判案的錯誤也不少。第一，多爾袞的告狀，本身就是強詞奪理，純係詭辯。判案的根本依據是事實，查清事情的真相，辨明其是非曲直，才能定案，哪能離開案件本身，涉及其他之事而上告和裁決。統攝吏部長達八年之久的吏部王多爾袞，豈能連這點常識都沒有？可是，他偏偏不顧這起碼的要求，偏偏不談這一事件本身，更不談鑲黃、鑲藍、鑲白三旗的過失，卻牽涉到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控告代善對君不敬，不服從吏部差遣，自作主張，欲“另有一部”，成為國中之國、國中之主。其邏輯之荒唐，捏加之罪的嚴重，確實罕見。
第二，諸王、大臣媚帝希寵，乘機打擊代善。對於多爾袞不堪一駁的理由，諸王明知其非，但是，如果仗義執言，則必然要譴責和懲處鑲黃三旗，鑲黃旗旗主是至高無上的寬溫仁聖皇帝，鑲藍旗旗主是統攝刑部的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鑲白旗旗主是多爾袞(崇德四年以後，多爾袞與多鐸對換，成為正白旗旗主)，常言打僧看佛麵，打狗看主人，議政王大臣怎能為代善而開罪清帝和睿、鄭二王，當然隻有隨聲附會，共責禮王。
第三，皇太極巧施手段，一舉兩得。皇太極素以聰睿名世，又久經風霜，屢審大案，他豈不知此事的是非曲直及其帶來的後果(埋怨斷案不公)，但他更重視的卻是政局的變化。如果就事論事，公正審理，他就要判處鑲黃三旗有過，也就是要涉及本人和睿、鄭二王，他就冷落了諸王、大臣“敬上”的一片赤忱，從而招致埋怨，影響到今後王、大臣的忠君，並且也失去了一次壓抑政敵的機會。左思右想，妙計突生，他首先肯定，禮親王代善是有罪的，但念其“年邁顛倒，故赦其罪”，而將其屬員斬首穿刺。既指責代善犯了罪，采納了忠君敬上的王大臣意見，讓他們今後繼續如此行動；又表示寬厚，宣布禮王“年邁顛倒”，又年邁，又顛倒，哪能理政治國，哪能統軍出征，隻有回家去享福，坐食厚祿，觀花自娛了。這就是比較巧妙地諭告群臣，禮親王代善應該退居林下，勒令他休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