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朋友第一次來上海，他很忙，卻也抽空來看我。我們隻談了半個多小時，因為他擔心談久了我的聲音可能嘶啞，我自己也害怕興奮起來，容易“筋疲力盡”。我很想避開那些使人激動的話題，但是我經常打著“講真話”的大旗，接待遠道來訪的客人，又不便發一些違心之論，敷衍了事，況且如今社會空氣大有改變，朋友見麵也並不需要交換歌功頌德的“大路貨”了。這樣我們就直截了當地談起所謂“官氣”來。他現在是官，因此強調不讓自己染上官氣。我說這很好，有些人本來不是官，卻有不少的官氣。我不是在開玩笑，可以說這是我幾十年經驗的總結。我這個人有個毛病，平日我喜歡講一句話：“沒有關係”，仿佛什麼事情都不在乎，都不放在心上。可是事後我總要認真地想一想。“認真”的結果我發現了一個警句：話講得越漂亮的人做起事來越不漂亮。我又用這個警句來核對自己那些文章中的豪言壯語，不能不感到驚奇：那麼多的空話！我是這樣，別人呢？我的話還不是從別人那裏販來的！
那麼哪裏來的官氣呢？我們這裏隻有人民的“公仆”。大家都在“為人民服務”。我曾經這樣向人報喜，也經常聽到別人這樣對我宣傳。我們都說：“日子越過越好”，也相信“人越變越好”。在“文革”到來之前我的確就是這樣地混日子，我用一個混字，因為我隻說空話，沒有幹實事。一次接一次開不完的會，一本接一本記錄不完的筆記，一張接一張廢話寫不完的手稿！於是“文革”開場，我臉上的人皮不客氣地給剝了下來，我毫不留情地被降級為“牛”。再用不著那一切虛假的報喜了。我既然是“牛”，當然不會有人為我“服務”，我隻好接受非人的待遇。不單是我，許多以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當時和我一起給關在“牛棚”裏的人，都是這樣。從此一切都靠自己動手，各種奇恥大辱都甘心忍受。造反派在本單位張貼大字報“勒令”我們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他們不僅在本單位橫行霸道，還可以帶著大字報到別的單位去造反，去揪人。總之，他們幹得很成功。一連十年我們除了有時拚命背誦“老三篇”之外，就不懂什麼是“為人民服務”。對付我們隻有用“勞動改造”。這就是說，沒有人為我們服務，我們也沒有“資格”、沒有“權利”為別人服務，服務成為極其光榮的事情，正如“同誌”是極其光榮的稱呼。我們都沒有份。十年中間我並沒有感覺到人和人的關係“越變越好”，隻知道“人”和“牛”的關係越變越壞。為人民服務的人似乎都高人一等，當然高高在上，幹這種工作都好像在衙門裏辦公。我們即使走進一家商店購買物品，也不像一個顧客，倒像要求施舍的乞丐。我們得到的常常是無禮的訓斥。
我記起來了，一九六二年我在北京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結束我動身返滬的前一天下午，我一個人坐在飯店的餐廳裏在意見簿上寫了一大段感謝的話，那個時候我有那麼多的感情，因為我在那裏受到了親切的、兄弟般的接待，但是在“文革”之後我再也沒有找到那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了。到處都有一種官氣，一種壓力；我走到許多地方都覺得透不過氣來。但我卻並不感到不自然，好像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環境。固然牛棚給拆除了，可是我還有一根尾巴，仍然低人一等。因此即使天天叫嚷“為人民服務”，對某些人還是不必落實政策；因此我雖然處處碰壁，自己也心安理得，仿佛這是命中注定，用不著多發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