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十年代頭幾年我去過福建三次，廣東一次，寫了一本《旅途隨筆》和幾篇小說，那些文章裏保留著我青年時期的熱情和友誼的回憶。那個時期我有朋友在泉州和新會兩地辦學校。他們的年紀和我相差不遠，對當時許多社會現象感到不滿，總覺得“五四”運動反封建沒有徹底，封建流毒還在蠶蝕人們的頭腦；他們看見帝國主義侵略者在我們國土上耀武揚威，仿佛一塊大石壓在背上使他們抬不起頭來；“金錢萬能”的社會風氣又像一隻魔手掐住他們的咽喉。他們不願在汙泥濁水中虛度一生。他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想安排一個比較幹淨的環境，創造一種比較清新的空氣，培養一些新的人，用愛集體的理想去教育學生。他們中有的辦工讀學校，有的辦鄉村師範，都想把學校辦得像一個和睦的大家庭，關上校門就仿佛生活在沒有剝削的理想社會。他們信任自己的夢想（他們經常做美麗的夢！），把四周的一切看得非常簡單。他們甚至相信獻身精神可以解決任何問題。我去看望他們，因為我像候鳥一樣需要溫暖的陽光。我用夢想裝飾他們的工作，用幻想的眼光看新奇的南方景色。把幻夢和現實混淆在一起我寫了那些誇張的、讚美的文章，鼓勵他們，也安慰我自己。今天我不會再做那樣的好夢了。但是我對他們的敬佩的感情幾十年來並沒有大的改變，即使他們有的已經離開世界，有的多年未寄信來，我仍然覺得他們近在我的身邊；我還不曾忘記關於他們我講過的話：他們也許不是教育家，但他們並不像別的教師那樣把自己放在學生的上麵，做一個尊嚴的先生。他們生活在學生中間，像一個親愛的哥哥分擔學生的歡樂和愁苦，了解那些孩子，教導那些孩子，幫助那些孩子。
他們隻知道一個責任，給社會“製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
一九六二年初我去海南島旅行，在廣州過春節，意外地見到那位廣東新會的朋友，交談起來我才知道一些熟人的奇怪的遭遇和另一些熟人的悲劇的死亡。我第一次證實我稱為“耶穌”的友人已經離開我們。回到上海我翻出三十年代的舊作。“我說我的心還在他們那裏，我願把我的心放在他們的腳下，給他們做柔軟的腳墊，不要使他們的腳太費力。”我因為漂亮的空話感到苦惱，我不曾實踐自己的諾言。為了減輕我的精神上的負擔，我考慮寫幾篇回憶和懷念，也曾把這個想法對幾位朋友講過。可是時間不能由我自己支配，我得整天打開大門應付一切闖進來的雜事，沒有辦法寫出自己想寫的文章。於是空前的“大革命”來了。我被迫擱下了筆，給關進了“牛棚”，我也有了家破人亡的經驗，我也嚐夠了人世的辛酸。隻有自己受盡折磨，才能體會別人的不幸。十年的苦難，那一切空前的“非人生活”，並不曾奪去我的生命，它們更不能毀滅我懷念故友的感情。幾年中間我寫了不少懷舊的文章，都是在苦思苦想的時候落筆的。我隻寫成我打算寫的文章的一部分，朋友們讀到的更少。因此這三四年中常有人來信談我的文章，他們希望我多寫，多替一些人講話，他們指的是那些默默無聞的亡友，其中就有在福建和廣東辦教育的人。我感謝他們提醒我還欠著那幾筆應當償還的債。隻是我擔心要把心裏多年的積累全挖出來，我已經沒有這樣的精力了。那麼我能夠原封不動地帶著塊壘離開人世嗎？不，我也不能。我又在拖與不拖之間徘徊了半年，甚至一年。於是我拿起了筆，我的眼前現出一張清瘦的臉，那就是葉非英兄，我並沒有忘記他。恰好我這裏還有一封朋友轉來的信，是朋友的友人寫給朋友的，有這樣一段話：順便提一下：我有一個我十分敬重的老師和朋友葉非英先生（巴老在他的散文集《黑土》裏稱他為“耶穌”），冤死，已平反。在他蒙冤的時候，巴老寫過一篇至少是表示和他“劃清界限”的文章。我懇望，巴老如果要保留這篇文章，那就請加以修改。死者已無法為自己說話，而他，以我對他的認識，我相信他總是帶著對巴老的深摯友誼逝去的。
我首先應當請求寫信人的原諒，我引用這段話，並沒有征求他的同意。說實話，要不要引用它，發表它，我考慮了很久，他這封不是寫給我的信，在我這裏已經放了一年，對他提出的問題我找不到解答，就沒有理由退回原信。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寫過文章說明我要跟“耶穌”“劃清界限”，我實在想不起來。我稱非英為“耶穌”，自己倒還記得，那稱呼是從我的第一本遊記《海行雜記》裏來的。《雜記》中有一節《耶穌和他的門徒》，我將同船的一位苦行者稱為耶穌。認識非英後，我一方麵十分敬佩他的苦行，另一方麵對他的做法又有一點小意見，曾經開玩笑地說他是我們的“耶穌”。但那是一九三三年以後的事了。我究竟在哪一篇散文裏用過這個稱呼呢？我想起了《黑土》之前的《月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日本橫濱寫成的散文。當時在山上友人家小小庭園內散步的情景曆曆在目。我從十年浩劫中殘留下來的舊作堆裏找到幾本不同的舊版散文集《點滴》，翻出《月夜》來查對，解放前的各版中都有這樣的一段：“但是要將碎片集在一起用金線係起來，要在這廢墟上重建起九重的寶塔，懷著這樣大的誌願的人是有的，我們的‘耶穌’就是一個；還有×××。這兩人將永為我一生最敬愛的朋友吧。”後麵還有關於另一位朋友的三句話。但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南國出版社港版《點滴》中這一段話從“我們的耶穌”起卻改為“朋友Y就是其中的一個。雖然他有著病弱的身體，但是他卻在做著一個健康人的工作。他將永為我的敬愛的朋友吧。他的質樸、勇敢和堅定在我的胸膛裏點起了長明燈。”這最後一句原來也有，但它是用來講另一個朋友的，在這個修改本中另一個朋友的名字給刪掉了，我就改用它來讚美葉非英，覺得更恰當些，因為我從日本回上海，聽說另一個朋友已經做了官。這也說明我寫文章，談印象，發議論，下結論，常常有些誇張，輕易相信一時的見聞，感情衝動時自己控製不住手中的筆。一九七八年我在兩卷本《選集》後記中說：“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幾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們，或者用夢代替現實，我寫過一些宣傳、讚美的文章，結果還是一場空。”這些話有點像檢討，其實是在替自己解釋，但“還是一場空”卻是我的真實的感受。
上麵說的這次修改是什麼時候搞的，我已經記不起了，南國出版社印的是“租型本”，紙型一定是早改好的，那麼可能是解放初期的改訂本。我又翻看一九六一年十月出版的《文集》第十卷，《月夜》還給保留著，可是關於“朋友Y”的整整一段都沒有了，代替它的是六個虛點，說明這裏有刪節。這刪節和上一次的刪改都是我自己動手做的，用意大概就是讓讀者忘記我在福建有過幾個辦教育事業的朋友，省得在每次運動中給自己添麻煩。我今天還感到內疚，因為刪節並不止一次。我編印《文集》第十卷，還刪去了《短簡》中的那篇《家》，那是一九三六年寫的一篇書信體散文，後來收在《短簡》集裏，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九年共印過兩版，文章裏也提到“被我們稱為耶穌的人”，我接著說：“他的病怎樣了？他用工作征服了疾病，用信仰克服了困難。我從沒有見過如此大量、如此勇敢的人。大家好好地愛惜他吧，比愛自己還多地愛這個人吧。我知道你們是能愛他的。”《短簡》以後不曾重印，編入《文集》時我刪去了這封公開信。這也就是所謂“劃清界限”吧。我隻說：“感到內疚”，因為我當時刪改文章確有“一場空”的感覺，我也為那些過分的讚美感到歉意。所以我重讀舊作，我並不臉紅，我沒有發違心之論。不像我寫文章同胡風、同丁玲、同艾青、同雪峰“劃清界限”，或者甚至登台宣讀，點名批判；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麼人證、物證，別人安排我發言，我就高聲叫喊。說是相信別人，其實是保全自己。隻有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寫過這類不負責任的表態文章，說是“劃清界限”，難道不就是“落井下石”？！我今天仍然因為這幾篇文章感到羞恥。我記得在每次運動中或上台發言，或連夜執筆，事後總是慶幸自己又過了一關，頗為得意，現在看來不過是自欺欺人。終於到了“文革”發動，我也成為“無產階級專政死敵”，所有的箭頭都對準我這個活靶子，除了我的家人，大家都跟我“劃清界限”，一連十載，我得到了應得的懲罰，但是我能說我就還清了欠債嗎？
二近兩三年我的記憶力衰退很快又很顯著。《文集》第十卷中明明有《黑土》，《黑土》中明明有《南國的夢》，我拿著書翻了兩天，隻顧在《旅途隨筆》中追尋《南國的夢》。隻有寫完本文的第一節，昨天我才發現在另一篇《南國的夢》裏我的確寫了不少葉非英兄的事情。說不少其實也不算多，因為我同非英就隻見麵幾次。用《南國的夢》作題目，我寫過兩篇短文，第一篇是一九三三年春天在廣州寫的，那時我剛剛去過泉州，在他的學校裏住了一個多星期，帶走了較深的印象，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心始終無法平靜，我又準備到廣東朋友新辦的鄉村師範去參觀，因此文章寫得短，也沒有講什麼事情。第二篇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在上海脫稿的，我從桂林經過溫州坐船回到上海，不久在報刊上看到日本侵略軍占領鼓浪嶼的消息，想念南國的朋友和人民，在痛苦和激動的時候我寫了像《南國的夢》那樣的“回憶”文章，敘述了我三訪泉州和幾遊鼓浪嶼的往事。我手邊沒有當時在上海刊行的文學小叢書《黑土》，不過我記得它就隻印過一次，一九五九年我編印《文集》第十卷時對這篇回憶也不曾做過大的改動，我隻是在文章的最後加了一個腳注。我這樣說：這篇回憶是在我十分激動的時候寫成的。我當時寫的並不是真實的人，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幻想。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再見到“耶穌”，我對他的看法已經改變了。我最近在一篇文章裏說過這樣的話：“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幾位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們，或者用夢想代替現實，用金線編織的花紋去裝飾它們，結果還是一場空，我不僅騙了自己，也騙了別人。”用這幾句話來解釋以上的兩篇回憶，也很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