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現在李茶花在哪裏呢？
這簡直成了一個奇怪的問題。大家都在詢問：“李茶花在哪裏？”
廖渝生問我。我問何倩。何倩每年都曾追問到北京來“探親”的大幹部楊清正。可是誰也不知道李茶花的下落。
一九五四年底，部隊剛從朝鮮回國不久，廖渝生就因“社會關係複雜”而“複員”了。他沒有詳細訴說這個過程，隻是連續給我寫了幾封信，一再詢問李茶花的下落。我隻收到了楊副部長調走之後的那封信。
……明哥，我隻能這樣做，也決心這樣做下去--每年給你寫一封信。也許你收不到；也許你不屑於給我回信。這我都沒辦法。我能做到的隻有每年給你寫信。並且祈望你能收到它，更乞求你給我寫封回信吧！
我對不起茶花。由於我軟弱，膽小，無知，自私……未能趕到板門店去親自接她，把心裏話當麵告訴她。一錯就是四年！一千四百六十幾個日日夜夜嗬，無時無刻我不沉溺在悔恨之中。隻要我還活著，最大的願望就是立刻找到她呀。
除了無法登報尋人之外，我到處寫信，打聽，包括給你寫信，都是石沉大海，連一丁點浪花和漣漪也未曾激起……人海茫茫，我發誓要永生尋找茶花！
關於我自己，無善可陳，就一切從簡吧。下麵是我的通信處，請寫明物理係二年級。
給渝生回信的時候，我還不知道何倩在哪裏。如今找到了何倩，茶花仍然是個謎。
“你怎麼還把希望寄托在楊清正身上呢？”
“隻能問他！那麼多回國的戰俘，最後都是保衛部處理的……就得朝姓楊的要人！”
“真是天大的怪事兒！我當解釋代表的時候，還能找到李茶花；現在回國了，反而找不到啦……楊清正究竟怎麼說的？”
“他說這屬於軍事秘密……”
“放屁！”
今天，在我與何倩的一生當中，是個特殊的日子。之所以特殊，首先因為我倆都還處在無知的年齡。一切事物逼到了眼前，上帝有知，也會寬恕我今天的荒唐行為吧？
我隨身攜帶的“軍官身份證”裏，最後一頁是“婚姻情況”，原本空白，我毫不猶豫地填上了何倩的名字，年齡、籍貫、工作單位等等，與她“學生證”上的有關欄目完全相符。就這樣，我倆大大方方地走進了一家旅店，訂了個舒適的上等客房，並且在“旅客住宿登記簿”上公開填寫了“探親”、“夫妻關係”。服務台的同誌當麵看過了我二人的證件，登記了證件號碼，便抱了一隻暖瓶客客氣氣地把我倆領進了客房。
老天爺，我倆哪點兒不象夫妻哩！打著燈籠走遍北京城，也難找到這樣美滿的小夫妻啊！
然而這一切都是荒唐的。當然也是我倆共同向命運進行的抗爭。
“……楊清正每年到北京來一趟，半個月休假期，趕巧了有兩個星期天，弄不好就隻有一個，嘻嘻，活象個乞丐！明哥，我說的都是真話，你現在還不相信我嗎？……我心裏跟明鏡一樣，他到處托老朋友，拉老關係，很快就認識了我們醫學院的幾個頭頭，他們之間也變成老朋友了，對我加倍地關懷，照顧。我完全知道，我很壞，對組織並不忠誠老實，一點也不坦白，根本不夠共產黨員條件，可是，他們很快就把我拉入黨啦。還有那麼一大串職務、頭銜兒，全是楊清正托他的老朋友白送給我的。他送得越勤，我就越瞧不起他！覺得他卑鄙，無恥，是革命的蛀蟲。他還給我送好衣服，好吃的，嘻嘻，反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與其讓蛀蟲吃掉，還不如讓我這個醫生吃了哩，不吃白不吃！明哥，我到底還是個小布爾喬亞，溫情主義，有時候又覺得楊老頭兒也可憐--他四十多啦，比我大一倍，我就叫他楊老頭子，他不敢不答應。可是，每次看見他提著大包小包的東西，坐在院長辦公室的椅子上等我下課，一等就是幾個鍾頭，我又覺得他象我叔叔，怪可憐的……”
“他的老家在陝西，可是他不探家，每年休假都跑到北京來‘探親’，倒也是一片真心呐。所以，我也得賞他個臉--見他一兩麵。我強調自己是學生幹部，是什麼書記主席部長的一大堆，必須以身作則，決不能曠課，也不應該請事假陪老頭子看電影、逛大街！明哥，我算摸透了他的脾氣--楊清正最怕大道理，隻要我板起臉來一唱高調兒，不但楊清正活沒轍，就連醫學院的頭頭，動員我陪老楊出去玩玩的‘幫凶’，也都啞口無言了。他們在大道理麵前絕對不敢說三道四。所以，楊老頭兒每年晉京‘探親’，半個月當中，我隻在星期天見他一兩麵。我還有護身符，就是決不走進他住的部隊招待所。頂多陪他吃頓飯，逛逛王府井百貨大樓，在公園的茶亭坐一坐，全是大庭廣眾的地方，他想拉拉我的手都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