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次被桂良誣陷，被革戍留營。當時軍餉短缺，河南同知馬文鐸臥病，勝帥命我接管；我推辭不過，接手管理了三十七天，後來奏奉諭旨，才得交卸。我將開支剩餘的賬目和銀兩上報後，交給張起鵷接辦，並說定由張起鵷報銷。可是張起鵷實在太狡詐，先是答應了，後來又推脫，逼我自己辦理。等到張起鵷逮問至部，我恰好被任命為甘肅藩司，於是命令張起鵷遞呈請示，奉批令他遵照上次的批文代造，可是張起鵷就是不造冊。我托方鼎錄請人代辦，到今年才報銷，核實下來，要我罰賠一千一百三十多兩，加上部費一千多兩，一共將近三千兩。我交卸時，還有剩餘四百五十兩，張起鵷也笑納了，現在卻不肯交出。因我現在在家閑居，罰賠的這筆錢無法籌措，所以還沒有上交。
我在直隸帶兵時，在臨洺關分局是廣平府知府王桂經手軍餉；在河南廟工時，是長垣縣令錫桂經手軍餉；從長垣到大營，是玉田縣令張熔經手，我從來沒有見過賬目和銀錢。可是桂良一心與我為難，用我的官銜和名字上報。後來桂良離任，我致信譚廷襄查卷更正，譚廷襄害怕桂良的囂張氣焰，不敢主持公道。可是譚廷襄這樣討好桂良，桂良卻一直認為是譚廷襄奪了他的直隸總督，所以懷恨在心。譚廷襄因天津之役被遣戍，就是桂良搗的鬼。我於是對方鼎錄說：“當時與兵部書辦說定了的，有部費就不駁，現在送了一千多兩部費，卻仍要罰賠，部費是做什麼用的呢？”方鼎錄與書辦商量，請以直隸長垣報銷賬目墊上，抵此罰款。我已寄信回南方，讓大全籌錢還，沒有接到回信。當時在西安，我曾將這個情況，詳明甘督轉谘。本來是兵部來稿，現在兵部又駁回，真是變幻離奇。看來，不將天良全昧，糧台這個事就真不能做。現在雖然軍餉短缺，可是有些人仍然任意浮支冒領，隻要有軍餉發下來就有人侵吞，隻要將部費提出，就什麼事都可以做，再將長墊多辦一些，就是核實起來也不至於賠。
我想，國家軍餉需如此緊張，又是抽厘，又是勸捐，所有這一切無非是敲骨吸髓，剝削民脂民膏，如果我再從中侵吞，使荷戈執役的士兵枵腹戰鬥，罪過就比貪汙救災款還要大，所以萬不敢為。在獨流管賬時，我自己用的米和柴薪都是自購，後來在廟工，也從不索取分文。可是這樣做的結果卻是罰賠，天理何在？
張起鵷雖然瘐死在監獄，家破人亡，可是做糧台時卻是狠撈了一把的。就比如說我在獨流把四百五十兩銀子交給他後，他就將一部分銀子運到天津，還自己在天津的賬。勝帥讓我寫折子乞餉，皇上從內庫撥出三十萬兩送到大營，張起鵷就撥回七萬兩送到自己天津家裏，這又怎麼說呢？張起鷯拜勝保為門生，拜師禮就是一千兩，又為勝保母親做壽，送的也不下幾百兩。勝保每月開支五百兩，而廚役請領蔬果等項還不計算在其。張起鵷的兒子張琛在連鎮捐辦堤工，用了很多錢，保舉知府花翎，張起鵷也保舉布政使銜，父子都得到優保，捐的錢也都是出自糧台，所以張起鵷雖獲咎瘐斃，但不能說他沒有得到好處。
隨營糧台，萬不可管，眾人皆虎視眈眈，即使乃心清白，旁人也斷斷不信，就是你拉住一個路人告訴他，別人也說你是虛情掩飾。糧台那裏，什物米薪無所不備，珍醋酒漿羅列滿帳，都是供帥營用的。可是文案處、營務處那些有權有勢的，不時來要，假如拒絕就會怨聲載道。如果營中陣亡一位將軍，大帥說應該幫援若幹，除官殮外，就須措辦，大員陣亡，則所幫援的更多。將軍善祿病故，除附身外，竟幫援了三千兩；此外如道員、知府、參將、遊擊等人，不可勝計。這些用項，照例都不準報銷，而管糧台的也都不敢推辭。張起鵷既不阻擋大帥及各營員需擾，又不將賬目做清楚，而且父子二人都相信卑鄙小人，信任一個楊菊衫，卻不知防備他借此要挾；信任一個汪壽昌，卻不知防備他的陰險。張起鵷父子兩人經常被人逼勒，總是因害怕而就範，對於同事的急難寒微，卻漠不關照，導致同人怨怒，深入肌膚，而自己又侵吞軍餉，更是讓宵小之徒抓住了把柄。
楊菊衫是四川佐雜人員，七十歲了，投奔到勝保大營，勝保派他幫辦糧台事務。楊對張起鵷的賬目，凡不合例而營私者的，都秘密記載下來。又討好逢迎山東巡撫崇恩，騙取信任，得以保舉知府，之後挾製張起鵷，向他借銀兩千兩，指定省份捐納，分發到四川。張起鵷不敢違抗，隻好乖乖就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