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到一些關於某一本書、或者某一首詩、或者某一篇文章的不同意見，也聽到什麼人傳達的某一位權威人士的談話，還聽到某些人私下的嘰嘰喳喳，一會兒說這本書讀後叫人精神不振，一會兒批評那篇小說替反麵人物開脫，或者說這部作品格調不高，或者說那篇小說調子低沉。還有人製造輿論，說要批判某某作品，使作者經常感到威脅。
我動身去日本前在北京先後見到兩位有理想、有才華的比較年輕的作家，我勸她們不要緊張，我說自從一九二九年我發表《滅亡》以來，受到的責罵實在不少，可是我並沒有給誰罵死。
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隻要不是朝生暮死的東西，總會讓一些人喜歡、讓另一些人討厭。人的愛好也有各種各樣。但好的作品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
一部作品有不少的讀者，每一個讀者有自己的看法。你一個人不能代替大多數的讀者，也不能代表大多數的讀者，除非你說服了他們，讓他們全相信你，聽你指揮。即使做到這樣，你也不能保證，他們的思路同你的思路完全一樣，也就是說他們的思想和你的思想一直在同樣的軌道上進行。要把自己的思想強加給別人實在困難，結果不是給扔在垃圾箱裏，就是完全走了樣。“文革”初期我很想把我的思想灌輸到我兒子的腦子裏，這些思想是批判會上別人批鬥的成果，我給說服了，我開始宣傳它們，可是，被我兒子一頂，我自己也講不清楚了，當時我的愛人還在旁邊批評兒子，說“對父親應當有禮貌”。今天回想起來我過去好像受了催眠術一樣，這說明我並未真被“說服”。根據我的經驗，灌輸、強加、宣傳等等的效果不一定都很大，特別是有這類好心的人常常習慣於“從主觀願望出發”，以為“我”做了工作、講了話，你總該被說服了，不管你有什麼想法，不管你是否聽懂了“我”的話，不管你的情況怎樣，總之，“我”說了你就得照辦。而結果呢，很少人照辦，或者很少人認真照辦，或者不少的人“陽奉陰違”。而這個“我”也就真的“說了算”了。
我過去也常常想用我的感情去打動別人，用我的思想去說服別人。我也做過灌輸、宣傳的事情，至少我有這種想法，不過我的方式和前麵所說的不同，因為我無權無勢，講話不受重視，想製造輿論又缺少宣傳工具。我的惟一辦法就是在自己的作品書前寫序、寫小引、寫前記，書後寫後記、寫附記、寫跋。我從不放過在作品以外說話的機會，我反複說明，一再提醒讀者我的用意在什麼地方。過了相當長的時期以後，我開始懷疑這樣“灌輸”是不是徒勞。我才想起自己讀過一些中外名著，除了作品本身以外，什麼前言後記，我腦子裏一點影子也沒有。我這時才發現我讀別人的書常常避開序文、前記。我拿到一本印有譯者或者專家寫的長序的西方文學名著，我不會在長序上花費時間。正相反，我對它有反感：難道我自己就不能思考，一定要你代勞？我後來發覺不僅是我，許多人都不看作品以外的前言後記（做研究工作的人除外）。使我感到滑稽的是一家出版社翻印了《紅樓夢》，前麵加了一篇序或者代序，有意幫助讀者正確地對待這部名著；過了若幹年書重版了，換上一篇序，是另一個人寫的，把前一個人痛罵一頓；又過若幹年書重印，序又換了，罵人的人也錯了，不錯的還是出版社，他們不論指東或者指西，永遠幫助讀者“正確對待”中外名著。類似的事情不會少，我再舉一件，我在另一家出版社出過一本關於中國人民誌願軍在朝鮮的英雄事跡的通訊報道，“文革”期間出版社給砸爛了，這本書被認為是宣傳和平主義的大毒草。後來出版社恢複，檢查過去出版的圖書，我那本書也列在銷毀的名單內。究竟它是不是宣傳和平主義，我至今還不明白。其實不僅是那本書，我在朝鮮戰地寫的那些通訊報道、散文特寫，我回國後寫的反映戰士生活的短篇小說都受到了批評，說它們渲染戰爭恐怖、有意讓英雄死亡，說它們是鼓吹和平主義的“反動的戰爭文學”。主持批判的是穿軍裝的人，發言的也是穿軍裝的人，他們是支左的“軍代表”，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是權威。批判的重點是小說《團圓》和根據它改編攝製的影片《英雄兒女》，人們甚至拿它同《一個人的遭遇》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