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一篇“隨想”裏提到我冒充別人舅父的事。有人向我問起，要我多講一點，他說高行健在《花城》第六期上發表的《傳奇》中已經講過。高行健是從曹禺那裏打聽來的，知道這件事的人除了曹禺外還有一位朋友，但是他們也說不清詳情。其實事情很簡單，我收到一封讀者從杭州寄來的要求援助的長信，我給兩三個朋友看，他們拿不定主意，對信上的話將信將疑。我又把信送給一位朋友的太太，征求意見，她慫恿我去一趟。我聽了朋友太太的話，手邊剛收到一筆稿費，我就約了魯彥和靳以同遊西湖。
寫信人是一位姑娘，她同後娘處得不好，離開安徽的家庭出外工作，由於失戀她準備去杭州自殺。在西湖她遇到一位遠親，改變了主意帶發修行。幾個月後她發現那位遠親同小廟裏的和尚有關係，和尚對她還抱有野心。她計劃離開虎口，便寫信求我援助。我們三人到了杭州安頓下來，吃過中飯，就去湖濱雇了一隻船，劃到小廟的附近，上岸去約了姑娘出來。我們在湖上交談了大約兩個小時。她敘述了詳細情況，連年紀較大的魯彥也有些感動。我們約好第二天再去廟裏看她。她有個舅父住在上海和我同姓，就讓我冒充她的舅父。我替她付清了八十多元的房飯錢，把我們的回程火車票給了她一張。她比我們遲一天去上海。我和靳以到北站接她，請她吃過中飯，然後叫一輛人力車送她到虹口舅父家去。當時靳以為良友圖書公司編輯的《文季月刊》還未被禁，我和他常在良友公司見麵。姑娘到上海後過兩天還同她舅父到良友公司來看我們，向我們表示謝意。她留下了他們的地址。黎烈文知道這件事，過幾個月他因編輯《中流》半月刊，收到信稿較多，應付不了，就請那位姓王的姑娘到中流社工作。但是不到三個月，“八一三”抗戰爆發，《中流》停刊，姑娘便跟她舅父一家去了四川，從成都來過一封信。以後我就再沒有她的信息了。在十年浩劫的大審查中也沒有人因為這件事到上海來找我“外調”。
這件事在當時看來十分尋常。我們兩次雇船去小廟訪問那位姑娘，她又在船上詳盡地談了自己的身世。劃船的人全聽見了，他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那個時候西湖遊客很少，船也少，所以兩天都坐他的船。在我最後離船付錢時，劃船人忽然懇切地說：“你們先生都是好人。”他沒有向和尚揭發我們，也不曾對我們進行威脅。
可能有人懷疑，姑娘既然有舅父在上海，為什麼不向他求助，反而找一個不認識的人幫忙？她說過，當初她充滿自信地離開家庭不顧別人勸阻，她不願意讓親戚知道自己在杭州的困境。我們也可以批評她“好強，愛麵子”，甚至“愛虛榮”。但是長期生活在舊社會，我們誰沒有這一類的毛病？我們當時的解釋是“讀者相信作家”，這就夠了。
據說人到暮年經常回顧過去，三十年代的舊夢最近多次回到我的心頭。那個時候我在上海寫文章、辦刊物、編叢書，感覺到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時間。讀者們從遠近地區寄來信件，常常在十頁以上，它們就是我的力量的源泉。讀者們的確把作家當作可以信任的朋友，他們願意向他傾吐他們心裏的話。在我的創作力旺盛的日子裏，那些年輕人的痛苦、困難、希望、理想……，許多親切、坦率、誠懇、熱情的語言像一盞長明燈燃在我的寫字桌上。我感到安慰，感到驕傲，我不停地寫下去。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我交了多少年輕的朋友，我分享了多少年輕人的秘密。有人懷著好意問我：你是不是有一把鑰匙，不然你怎麼能打開年輕人的心靈之門？我哪裏有什麼秘訣！我說過我把心交給讀者，可是我忘記說讀者們也把心給了我。我的生命中也有過火花四射的時候，我的心和年輕的心緊緊貼在一起，人們把不肯告訴父母的話，不肯告訴兄弟姐妹的話，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全寫在紙上送到我的身邊。我常說作家靠讀者們養活，不僅因為讀者買了我寫的書，更重要的是他們送來精神的養料。我寫得最多的時候也就是和讀者聯係最密切的時候。他們並不認為我是一位有頭銜的作家，卻隻把我當做一個普通的人，一個忠實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