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裏要講的隻是我的筆名，不是我父親給我起的學名。我的學名或本名已經被筆名“打倒”和“取代”了，這是我當初完全沒有料到的。幾十年來有人問我“貴姓”，我總是回答“姓李”，而人們卻一直叫我“老巴”，“巴公”，“巴老”。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在法國沙多一吉裏城拉封丹中學食堂樓上宿舍裏寫完小說《滅亡》，用五個練習本謄好全稿，準備寄給在上海的朋友，請他代為印刷。在包紮投郵之前，我忽然想起，不能在書上印出我的本名，讓人知道作者是誰。於是我在扉頁上寫了“巴金著”三個字。
這就是使用“巴金”這個筆名的開始。關於它我已經作過多次的解釋，說明我當時的想法。我看用不著在這裏多說了。其實多說也沒有用處，不相信的人還是不相信，今天還有些外國人喜歡拿我這個筆名做文章。
我從來就不是一個形式主義者。我使用筆名，隻是為了把真名（也就是把真人）隱藏起來，我不會在名字上花費精力、表現自己。其實在這之前（一九二二年）我也用過一個筆名發表小詩和散文，不過那個筆名“注釋2”容易暴露自己，而且過去發表的東西我也並不喜歡。在沙多一吉裏養病的時候，我給美國舊金山華僑朋友出版的《平等》月刊寫過好些雜感和短文，其中一部分就署名“佩竿”，但《滅亡》發表以後我便不再用這個筆名了。
小說《滅亡》在上海《小說月報》一九二九年一月號上發表，連載了四期。但“巴金”這個名字第一次的出現卻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出版的《東方雜誌》十九號上麵。這要怪我暴露了自己。一九二八年我在沙多一吉裏過了暑假後，到巴黎住了一個時期。有一天朋友胡愈之兄給我看一篇托洛斯基寫的《托爾斯泰論》（法譯文刊在巴比塞主編的《世界》上麵）。為了紀念托爾斯泰的百歲誕辰，他要我翻譯這篇文章給《東方雜誌》發表。過幾天我譯好全文要給愈之送去，忽然想起那個新的筆名，不加考慮就寫在譯稿上麵。這樣《滅亡》刊出，愈之他們就知道作者是誰了。
《滅亡》連載後得到讀者的鼓勵，使我有機會陸續發表作品。我走上文學道路，是比較順利的。我並沒有到處碰壁的經驗，我交出去的稿子，隻有一部中篇被刊物編輯部退回，這部退稿經過我改寫後也找到了出版的地方。本來隻打算用一次兩次的筆名，卻被我接二連三地用了下去。編輯先生喜歡熟悉的名字，讀者也習慣常見的筆名。“巴金”收到各地讀者的來信，我用筆名結交了不少新的朋友。起初我還可以躲在自己的本名後麵過平凡人的日子。後來本名給筆名淘汰了，即使別人承認我姓李，我也不會得到安靜。我想不必計較吧，反正人活著，用什麼名字都行。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年底小說《萌芽》被查禁，我的筆名在上海犯了忌諱，我才不得不改用新的筆名，先是“餘一”，以後又是“王文慧”和“黃樹輝”，還有“歐陽鏡蓉”。然而不多久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圖書雜誌審查會就“被迫”撤銷，“巴金”又不知從哪裏鑽了出來，不過活動範圍也隻限於書刊，因此認識“巴金”的人並不太多，即使我在公共場所出現，也不會讓人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