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偶爾翻閱近幾年出版的《隨想錄》，原來我寫過五篇提倡講真話的文章。可能有人認為我講得太多了，為什麼老是揪住真話不放呢？其實，誰都明白，我開的支票至今沒有兌現。
我編印了一本《真話集》，隻能說我扯起了真話的大旗，並不是我已經講了真話，而且一直在講真話。這幾年我生病，講話、寫文章不多，要是給自己算一筆賬，收獲當然更少。經過這些年的實踐，我懂得講真話並不容易，而弄清楚真、假之分更加困難。
此外，我還忽略了講話和聽話的密切關係。人們習慣於聽好聽的話，也習慣於講別人愛聽的話。不少的人善於看別人的臉色講話：你喜歡聽什麼，他就給你講什麼，包你滿意。更多的人聽到不“滿意”的話馬上板起麵孔。對他們，話並無真假之分，隻有“入耳”與“不入耳”之別。他們說話，總是出口成章，滔滔不絕，說過就忘記，別人要是提起，自己也不會承認。在他們，講話不過是一種裝飾，一種遊戲，一種消遣，或者一種手段。總之不論講話聽話，都隻是為了滿足一時的需要，所以他們常常今天講一套話，明天又講另一套，變化無窮，簡直叫人沒法跟上。他們永遠正確，而你卻隻好不斷承認錯誤，有時認了錯就算完事，有時你轉不過彎，或者黑字留在白紙上，你不能不認賬，就會叫你背一輩子的黑鍋。即使你完全販賣別人的話，並未走樣，原來講話的人也可以打你的棍子，給你戴帽子，因為他們的級別高，你的級別低，或者他們是官，你是民，同樣的話由他們講就正確，你講出來會犯錯誤。有時需要一個靶子，你也會給拋出去，揪出來，即使你隻講了三言兩語。
以上的話並不新鮮，現在說來，好像在替自己推卸責任，說明我開出的支票不兌現，情有可原。其實真有這個意思。前一個時候不是有人笑我沒有“道德勇氣”嗎？幾年前我開始叫嚷“講真話”，接連發表《隨想錄》的時候，有人以為我放暗箭傷人，有人疑心我在罵他，總之，不大滿意。我吞吞吐吐，講得含糊不清，便於他們爭取對號入座，因為我雖然寫作多年，“駕馭文字的功夫”至今還“很低下”，無法使某些讀者明白我作文的本意：我的箭垛首先是自己；我揪出來示眾的也首先是自己。這裏用了“首先”二字也有原因，自己解決之後才有可能想到別人，對自己要求應當比對別人更嚴格。但是我自己要過關就十分困難。前不久我寫過一篇“再認識”托爾斯泰的文章，有人說我替托爾斯泰“辯護”。偉大的作家並不需要我這樣的“辯護”。我隻是從那些潑向老人的汙泥濁水，看出《戰爭與和平》的作者後半生所走的那麼艱難的道路。他給後人樹立了一個榜樣。他要講真話，照自己說的做，卻引起那麼多的糾紛，招來那麼大的痛苦，最後不得不離家出走，病死在路上，他始終沒有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他交出了生命，再也不怕誰把別人的意誌強加給他了。寫完“再認識”的文章，我才明白：講真話需要多麼高昂的代價，要有獻身的精神，要有放棄一切的決心。這精神，這決心，試問我自己有沒有？我講不了真話，就不如索性閉口！
二
聽別人講真話也是好事。
好些年來我養成了一種習慣：沉默地觀察人。我聽人講話，常常看他的動作，揣摩他的心思，回憶他以前講過的話，再把它們同他現在講的連起來，我便得出了結論：假話多於真話。老實說，從人們的嘴裏，從電台的播音，從報刊的報道，從到處的廣告，還有，還有……我一直在懷疑究竟有多少真話！不知是不是我的腦子有毛病，根據我的經驗，越是好聽的話，越是漂亮的話，越不可信，所以話講得越漂亮，就越是需要有事實來作證，即使隻是一些普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