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聞天者群物之祖，故遍複包含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夫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製度不節，是故古之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巨，故聖人莫不以與暗字通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之大者，君子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複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救敝之術，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不待救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大漢繼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猶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大治而今遠不逮，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被削，浸以大窮，死且不避，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奸邪之所以不可勝者也。公儀子相魯，至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之，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紅讀如工。夫皇皇求財利，嚐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且臣聞《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壹，法度可明，民乃知所從矣。
這篇文字，最合武帝微意。武帝年少氣盛，好高騖遠，要想大做一番事業，振古爍今，可巧仲舒對策，首在興學，次在求賢，最後進說大一統模範，請武帝崇正黜邪，規定一尊，正是武帝有誌未逮，首思舉行，所以深相契合，大加稱賞。當下命仲舒為江都相，使佐江都王非。景帝子，見前。武帝既賞識仲舒，何不留為內用？丞相衛綰，聞得武帝嘉美仲舒，忙即迎合意旨，上了一本奏牘，說是各地所舉賢良，或治申韓學，申商韓非。或好蘇張言，無關盛治，反亂國政，應請一律罷歸。武帝自然準奏，除公孫弘嚴助諸人，素通儒學外，並令歸去，不得錄用。衛綰還道揣摩中旨，可以希寵固榮，保全祿位，哪知武帝並不見重，反因他拾人牙慧，格外鄙夷。不到數月，竟將衛綰罷免，改用竇嬰為丞相。嬰係竇太後侄兒，竇太後嚐與景帝說及，欲令嬰居相位。景帝謂嬰沾沾自喜，量窄行輕，不合為相，所以終不見用。武帝也未嚐定欲相嬰，意中卻擬重任田，不過因資望尚淺，恐人不服，並且嬰是太皇太後的兄子，乃皇太後的母弟，斟情酌理，亦應先嬰後，所以使嬰代相，特命為太尉。太尉一官，前時或設或廢，惟周勃父子，兩任太尉，及遷為丞相後，並將官職停罷。武帝複設此官，明明是位置田起見。雖曾學習書史，才識很是平常，隻有性情乖巧，口才敏捷，乃是他的特長。自從武帝授為武安侯，他亦自知才具不足，廣招賓佐，預為計劃。入朝時乃滔滔奏對，議論動人，武帝墮入彀中，錯疑他才能邁眾，欲加大位。為此一誤，遂惹出後來許多波瀾，連竇嬰也要被他排擠，斷送性命，這且待後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