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運動是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五四運動也是徹底地反對封建主義的新文化運動。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豎起“民主”和“科學”的兩麵旗幟，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傳播了馬克思主義，是五四時期著名的革命刊物。
廣大學生的愛國主張和愛國熱情得到了全國各界的廣泛同情和支持，魯迅自始至終關心著這次運動發展和參加這次運動的愛國青年學生的情況。在軍閥政府對廣大愛國學生進行逮捕和鎮壓的時候，魯迅積極支持二弟周作人以北京大學教員身份去看望慰問被捕學生。五四運動是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進攻的號令，是反封建主義的新文化運動的進軍號，魯迅的心靈受到巨大的震撼，他再也坐不住了，不再呆坐著抄錄碑文了！從此，魯迅站起來了，思想變了，生活變了，走到群眾中去，和群眾一起進行文化鬥爭。
五四以後，特別是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鬥爭更加尖銳，更加激烈，更加表麵化。以胡適為首的“正人君子”之流，投入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懷抱，公開為反動統治階級賣命效勞，在國家民族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沉重壓迫的危難時刻，他們要青年放棄革命鬥爭。以李大釗、魯迅為首的進步人士及不甘屈服的人們，通過《新青年》和中國青年連結成一條看不見邊際的戰線，奔向革命，投向光明。
這時，魯迅的鬥爭目標更加明確，鬥爭的意誌更加堅強，完全湧到人民群眾的革命怒潮中去了。魯迅的文藝活動進入第二階段，拿起文藝武器去戰鬥是更急迫的需要，繼《狂人日記》、《孔乙己》、《藥》之後，那飽含激憤文字從他的筆下滾滾流出，他的一篇篇小說、一篇篇雜文，直接揭露黑暗勢力，號召群眾起來戰鬥，抨擊“正人君子”之流……
魯迅從小和廣大農民的“野孩子”混在一起，在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截然不同於同時代的一些知識分子，他把自己看作廣大農民和一切被壓迫階級的代言人，替他們呼號，為他們請命。由於他對當時社會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所以魯迅是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作家；由於魯迅深刻地研究過中國曆史，所以他對於許多吃人的“道德”、“禮教”有著深切的痛恨。他以文學為武器達到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目的，也就是說，他以文學為革命的政治服務，他自己心甘情願地願意做一名聽取“將令”的革命的馬前卒，所以他能夠在黨所領導的革命隊伍中，擔負起一個光榮的革命戰士的工作。魯迅韌性的對敵戰鬥精神和鍥而不舍的追求真理的意誌，也幫助他走過了許多艱難困苦的道路。
1919年春夏，為了全家人移居北京，魯迅到處奔走找房子。經過多次看屋之後，在北京八道灣11號找到一處宅院。於是，他便開始同警署接洽，著手辦理議價收契等手續，接下來是內外裝修，購置各種家具用品等事務，購房款不足，又向銀行辦理高利短期貸款，魯迅一人忙得不亦樂乎。一直忙到秋天，八道灣住宅終於修繕完備。8月，二弟周作人攜妻子和孩子從日本旅遊歸來，魯迅和二弟周作人一家遷入八道灣新居。12月，魯迅請假回紹興，將母親魯瑞、夫人朱安、三弟周建人接到北京，於是，全家人團聚在八道灣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