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居磚塔胡同以後，魯迅大病一場，到第39天才“始廢粥進飯”。魯迅感歎自己的遭遇，心裏感到十分淒涼：“我總以為不計較自己，總該家庭和睦了罷……”
是啊，魯迅從來不計較自己，一心隻為著有一個美滿和睦的家庭——
1909年6月，魯迅本來在東京正在好好地研究文藝，計劃這樣計劃那樣的，突然決定回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這是因為那時周作人在立教大學還未畢業，卻已經和羽太信子結了婚，費用不夠了，必須由哥哥資助，所以魯迅隻得自己犧牲了研究，回國來做事。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裏的“幾個別人”就是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由此可見，魯迅如何以利讓弟。
周作人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從日本回到中國，和魯迅、母親魯瑞、魯迅夫人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起，先後同住在紹興祖屋和北京八道灣，一大家人和和睦睦何等的好，這是魯迅最希望的。為了這一家人，魯迅不僅負擔了全家生活的絕大部分費用，而且連周作人嶽父羽太全家都要魯迅接濟。魯迅每月拿到薪水以後都向東京羽太家寄錢，還要專款資助羽太的兒子重久的旅遊費用和女兒福子的學費。
1915年，魯迅研究鄉邦文獻取得成果，輯成《會稽郡故書雜集》一冊，用二弟周作人名字印行。由此可見，魯迅如何以名讓弟。
1917年春末夏初，魯迅和周作人同住在紹興會館，作人忽然發起高燒來，那時候，北京正在流行著猩紅熱，教育部有一位同事因此病而死，因此，魯迅非常著急和擔憂，急忙去請來了德國醫生悌普耳診病，結果是虛驚一場，不過是出疹子而已。魯迅驚喜地說：“瞧，起孟長這麼大了，竟然還沒有出過疹子！”
憶往昔，魯迅怎麼能不寒心呢！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魯迅幸虧從八道灣被趕出來，才能夠量入為出而有預算地安排生活，以至還能夠接濟一些青年人的急需，這可以說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此時，1923年8月，魯迅的第一部小說集《呐喊》由北京大學新潮社出版，收入作者在“五四”時期（1918——1922）創作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一件小事》、《風波》、《故鄉》、《阿Q正傳》等15篇作品。
附記：中華民國十二年（1923年），8月2日下午，魯迅拖著患病的身體離開了八道灣周家宅院，遷居到北京磚塔胡同61號。魯迅被趕出八道灣以後，周作人企圖把房子賣掉把錢獨吞。魯迅抓住他貪財獨占的弱點，表示：“賣掉是可以的，不過也得要分給我一份。”由於這個緣故，八道灣的房子沒有賣出去。但是，魯迅逝世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北京，周作人做了漢奸偽督辦，就將房契換成他的名字，竊為己有了。羽太信子則又將周宅改為羽太寓所，每遇什麼事便在門前扯起日本旗。而且，周作人還到西三條去將魯迅藏書編成中外文書目，交南京和上海的漢奸組織估價變賣。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