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見魯迅，是孫伏園叫他一起去給魯迅送戲票。《晨報》總編輯蒲伯英編過新劇本，並辦了一個戲劇專科學校。當時，北京很少人讚成新戲，有些學生也是擺脫家庭束縛才進這個學校的。魯迅很支持這個學校。魯迅重視新戲，自然不是為著個人的娛樂，而是他的一貫革命精神，是要利用戲劇這個藝術武器來宣傳新思想。孫伏園覺得看新戲對許欽文會有幫助，便邀許欽文一起隨魯迅先生去看新戲。在看戲的過程中和返回的路上，魯迅親切地和許欽文談戲劇談劇本談演出，許欽文覺得收獲不小。分路以後，魯迅向西行，孫伏園和許欽文一道向南走。
“今天戲雖說隻看得一場，”許欽文感慨地說，“關於戲劇的知識，可得到了不少！”
“是呀！”孫伏園應和著，“大先生講的關於戲劇的這許多話，其中一大部分，我以前也還沒有聽到過。今天他特別高興，戲看得滿意，說了這樣多的話，也可見他是有意多多幫助你的了！”
五個月裏，許欽文大多是跟隨孫伏園、妹妹許羨蘇或其他朋友一起去見魯迅的。見的次數多了，覺得從魯迅那裏得到了溫暖，終於使他漸漸擺脫了那種心理上怕見人的病症，自己也奇怪怎麼連早就敬仰的魯迅先生那裏也不願意去走動。後來，他多半都是自己到魯迅家裏去，而且去的次數越來越多。
1924年2月的一天，許欽文獨自一人到磚塔胡同去看魯迅。在西屋裏坐下後，交談了一會兒，魯迅把剛剛寫好的《幸福的家庭》原稿拿給他看。他認真地閱讀之後，先在那房間裏仔細地觀察，又到隔壁吃飯間去看了一陣，進一步領會寫實的意義，對於怎樣運用環境的現實寫作小說裏的背景深感興趣。這篇小說是通過假定創作這小說的作者寫稿的失敗，暴露當時社會上的黑暗：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盜匪”四起，有“馬賊”，“要綁票”。所謂幸福的家庭，連地點都假定不好，隻好憑空定在A。在這樣惡劣的環境裏，卻有一派人妄想不經過革命就組織起幸福的家庭來。在猛烈諷刺這派人的同時，提醒青年不要盲從他們。過了個把月，1924年3月，《幸福的家庭》在上海《婦女雜誌》第10卷第3號上發表了。
一天，許欽文照例到北大去聽每周一次的魯迅先生講課。他走進教室剛剛靠邊坐下，突然聽到人們的議論：
“許欽文大概已經長了胡子。”
“許欽文的年紀總是不小的了。”
原來，在魯迅的《幸福的家庭》這篇小說主標題“幸福的家庭”五個字下麵，還有一個副標題“擬許欽文”四個字。並且在《幸福的家庭》全文的末尾，還有一段“附記”：“我於去年在《晨報副刊》上看見許欽文君的《理想的伴侶》的時候，就忽而想到這一篇的大意，且以為倘用了他的筆法來寫，倒是很合式的；然而也不過單是這樣想。到昨天，又忽而想起來，又適值沒有別的事，於是就這樣的寫下來了。隻是到末後，又似乎漸漸的出了軌，因為過於沉悶些。我覺得他的作品的收束，大抵是不至於如此沉悶的。但就大體而言，也仍然不能說不是‘擬’。”
魯迅的《幸福的家庭》在《婦女雜誌》發表以後，在北京東安市場等處都有出售，許多來聽課的人都已經看過了。大家一議論，許欽文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低著頭怕被熟人發現，幸而魯迅先生這時走進教室來，人們談話停止了。他這才鬆了一口氣。他想，魯迅的《幸福的家庭》一文，雖然在大字標題下麵隻有“擬許欽文”四個小字，文章後麵有個短短的“附記”，可產生的影響卻不小，這對自己是一種激勵，也是一種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