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芳和俞藻很喜歡聽魯老太太講小說，她講得有聲有色有說有笑，特別生動有趣兒，聽了之後心情非常愉快。
一次，俞芳看了《阿Q正傳》，好奇地問魯老太太：“太師母，真有阿Q這樣的人嗎？”
“嗬嗬，”老人笑笑說；“在紹興家鄉有一個叫阿桂的，但《阿Q正傳》裏寫的事，不都是他的，有些是別人的事，那是選了許多人的事集中起來的故事。”
魯迅的第一部小說集《呐喊》出版以後，章衣萍夫人和吳曙天女士拿來一本，指著其中的《故鄉》說這篇特別好。魯老太太趕忙拿來老花鏡帶上看，一口氣讀完了之後說：“沒什麼好看的，在我們鄉間，也有這樣事情，這怎麼也可以算小說呢？”她這一說，在座的人都笑了。老太太還不知道這篇小說《故鄉》、這部小說集《呐喊》就是她兒子寫的。
魯老太太不迷信，頭腦裏沒有什麼鬼神的作怪，不嘮叨不說閑話，和年輕人很合得來，所以精神活潑而強健。
魯老太太不服老，七十高齡還學新東西。一次，看見許羨蘇編結毛線衣，她老人家也來了興趣，下決心學習編結毛線，讓許羨蘇和俞芳教她。開始自然是編結不好，編了又拆，拆了又編，一次又一次，她老人家終於自己編結了一條大毛圍巾，然後又編結了一件穿在外麵的毛背心。連俞芳都佩服她老人家非常有毅力。七十歲的老太太竟然和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一樣，苦學不倦。連她的兒子也佩服，魯迅說：“我的母親如果年輕二三十年，也許要成為女英雄呢。”她老人家和俞芳坐在一起編結毛衣，俞芳說“我編結毛線很慢。”她老人家和藹地對俞芳說：“紹興有句老話：做生活不怕慢，就怕慣。”（慣，即“放下”或“放一邊去”之意。）
魯老太太人老心不老，很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1926年以前，北京的婦女都留發髻，女孩子都梳小辮子，少數女學生剪短發，一些學校甚至不收剪發女學生。北伐戰爭以後，大多數女學生都剪去辮子留短發，一些中年婦女也有剪短發的了，但五十歲以上的老太太絕大多數還是留發髻的。魯老太太看見別人剪短了頭發，便問俞家三姊妹剪短發的好處，實際上她老人家也動心了。她老人家早就感到梳發髻躺著看書不舒服，於是，經過一番觀察與考慮，她老人家也剪了短發，自己還準備了一套理發工具，頭發長了，就請許羨蘇或俞芳她們給理一理。
到了夏天，許多人穿上了白色鞋，一些頑固的老人則看不慣，看見了很不高興的。可是，魯老太太暑天也穿上了白色鞋。她老人家頭發不很白，麵孔白皙而細致，戴上藍色的眼鏡，腦後梳著剛剛流行的短發，穿起玉藍色旗袍，手裏撐著藍色的洋傘，腳上穿著一雙白色鞋，出門坐在人力車上，實在是夠精神的。
魯老太太看書看報，常常是靠在床上，背後靠一個二尺見方的靠背枕頭，花布枕套已經很舊了。俞芳和俞藻看在眼裏記在心上，姐妹倆決定合繡一個新枕套送給太師母。她倆用彩色繡花線在枕套上繡了四個娃娃，看上去繡工粗拙很不高明，花樣不新也不好看。繡好之後，她倆給太師母送去，太師母很高興地收下，馬上就用它把那個舊枕套替換下來了。這個枕套竟一直使用了十年，俞芳離京那年還看見它在用著。
魯老太太不但容易接受新事物，而且總是旗幟鮮明地支持新事物。1925年，北京學生掀起抵製日貨運動，她老人家把她日常用的日本傘、臉盆等等都砸碎丟掉，不管是不是周作人老婆羽太信子買來的，也不顧羽太信子的情緒如何。
在北京女師大風潮和三一八慘案中，魯老太太天天看報紙。這時候，她老人家像二十多歲年輕人似的，焦急地等不到看第二天的報紙，於是便自己去買晚報，有時要買好幾份報紙。次日，大清早起來，搶先把魯迅要看的報紙拿過來，戴上眼鏡先細看一遍。她老人家明明知道反對學校、反對政府是“大逆不道”，和反動派鬥爭有生命危險，盡管她對魯迅的安危很擔心，但她態度鮮明地和魯迅站在一起，支持魯迅，無限信任魯迅，相信魯迅是正義的。她老人家不但不責怪那些女學生多生事端，而且還很歡迎那些“毛丫頭”到家裏來，從她們嘴裏詳細地了解報紙上說的情況，還要和她們討論當前的形勢呢。遇到不平之處，老人家也慷慨激昂大有罵倒一切之狀，反而引起兒子和那些“毛丫頭”笑起來。魯迅說：“娘何必這樣的氣呢？”老人家已是七十歲高齡的人，卻情願四處奔走避難，對魯迅的事情從不阻攔也不埋怨。
1926年8月26日，在魯迅的安全時刻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老母親魯老太太再一次將兒子送出門，滿含熱淚祝福兒子到了南方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