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8日，魯迅和許廣平由旅館搬到北四川路東橫浜路景雲裏23號。這是坐落在裏弄中的一幢三層的小樓，因為是臨時租用並不想久居，所以隻添置了幾件必要的家具。在這裏，魯迅和許廣平開始同居，從師生和戰友發展到生活伴侶，進入了新的生活天地。
魯迅和許廣平一起來到上海，有朋友跟他們取笑，說要請大家喝喜酒。魯迅詼諧地說：“人們做事，總是做了才通知別人。譬如養了小孩，滿月了才請吃喜酒，這是不錯的。卻是為什麼，兩性還沒有同居，就先請吃結婚酒呢？這是否算是賄賂，請了客就不會反對？”
魯迅和許廣平同居後也沒有特別請客，隻是方便時和朋友在一起聚會一下。朋友們對於魯迅和許廣平的結合，自然都是由衷地表示祝賀和高興。
一天上午，魯迅正在書房裏和一位年輕的朋友談文章，許廣平噔噔噔從樓上跑下來，將一封信放在魯迅麵前說：
“你看看，她們多可惡，江紹源太太說，她要對我改稱呼了。她說再不跟我姊妹相稱，她要稱呼我師母呢！”
“那就讓她稱師母好了。有什麼要緊呢？”魯迅樂嗬嗬地說。
“師母，從現在開始，我也要改稱呼了！”年輕人說。
魯迅開懷大笑，笑得很響亮。許廣平的臉上倏地飛起一片紅雲。
“你們全可惡！”許廣平一扭身跑出去了。
魯迅看看年輕人，年輕人會心地笑了。他在北京時，也常到魯迅家裏來，他覺得現在可是大不相同，魯迅先生再不像在北京時那樣淒苦與冷清。如今，許廣平幫助魯迅抄寫校對，整理各種稿件和書籍，既作了先生的妻子，又作了先生的助手。他為魯迅和許廣平慶幸和祝福。年輕人臨走時，魯迅送給他一本正準備出版的譯著《小約翰》樣書，許廣平拿起紅筆在書上對幾處錯誤作了校改。
魯迅和許廣平在上海同居以後，將他倆的照片隨信寄給了北京的老母親。
魯老太太接到兒子的來信，又見到兒子和許姑娘在一起的照片，知道他倆已經結婚自然很高興，還把這喜訊告訴了常來照顧她的許羨蘇和俞家三姊妹，並將照片拿給她們看。俞芳偷偷溜了一眼大師母朱安，見大師母似乎很平靜並沒有不愉快的表情。一天中午，魯老太太正在午睡，俞芳和大師母朱安站在北屋的台階上聊天。
“大師母，我真沒想到，大先生和許廣平姐姐結婚了。”好事的俞芳試探著說。
“我是早想到了的。”大師母平靜地說。
“為什麼？”俞芳覺得奇怪地問。
“過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的。”大師母很激動又很失望地說，“我想，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下邊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然很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大師母說到這兒歎了口氣，看樣子神情十分沮喪。又接著說：“看來，我這一輩子隻好服侍娘娘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
聽了大師母的話，俞芳感到好像有一隻蝸牛掉在地上摔傷了。俞芳久久地看著大師母，一時想不出合適的話來安慰她，暗暗責備自己不該和她談這件事。俞芳想：這位心地善良的舊式婦女是封建禮教三從四德的犧牲品，可悲的是她一直沒有覺悟到這一點。
魯老太太讓俞芳代筆，給兒子魯迅和兒媳婦許廣平寫了一封回信，表示祝福。魯迅和許廣平接到魯老太太的回信，自然很高興和欣喜。
魯迅到上海不久，收到了北京北新書局寄來的《野草》樣書。《野草》是一本散文詩集，收入了作者自1924至1926年間所寫的《秋夜》、《複仇》、《希望》、《風箏》、《我的駁詰》、《這樣的戰士》、《淡淡的血痕中》等23篇。《野草》於1927年4月作者在廣州編定，7月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
上海學界聞知魯迅到上海，紛紛前來請他到學校去演講。10月25日，應上海勞動大學校長易培基的邀請在該校作了題為《關於知識階級》的演講。12月21日，應上海暨南大學的邀請在該校作了題為《文藝與政治的歧途》演講。此外，還應邀到複旦大學、大夏大學、中華大學、光華大學等學校作了演講。
魯迅到上海以來，幾所學校邀請他去任教，可是，他不打算再教書了。魯迅認為，教書不可作為終生事業來看待，特別是從以往的經驗來看，邊教書邊寫作，結果是二者都不是很好。所以，除了接受膺大學院院長蔡元培的聘請任特約著作員之外，各學校邀請教書之事一概婉言謝絕，他決定從現在開始，全力以赴地從事新文藝運動。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文化城市，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發展的前沿陣地。這裏聚集了各方麵的文化人士，魯迅打算同他們聯合起來，創建文化團體創辦文藝刊物，為推動中華新文藝運動的發展而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