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聯”成立以後，在魯迅的實際領導下與國民黨反動文化組織倡導“民族主義文學”、資產階級文學流派“新月派”鼓吹“反寫實運動”、胡秋原“自由人”和蘇汶“第三種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民族主義文學”是在國民黨政府任職的反動文人王平陵、朱應鵬、範爭波、黃震遐、傅彥長等提倡的反動文學，是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革命文化“圍剿”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左聯”成立後，他們出版了《前鋒周報》、《前鋒月刊》、《文藝月刊》、《開展月刊》、《現代文學評論》，假借“民族主義”之名，鼓吹法西斯文藝之實，反對無產階級文藝，叫囂什麼“階級意識在中國，可以說，是陷民族於滅亡的窅井”，以抽象的“民族意識”抵製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從而達到其反蘇反共、效忠國民黨反動派和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服務之目的。針對他們的險惡用心，魯迅寫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沉滓的泛起》等文章，揭露“民族主義文學”者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兒”、“上海灘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屍”預感到自己末日的來臨，“漂集於為帝國主義所宰製的民族中的順民所豎起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旗幟之下，來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後的掙紮”。魯迅還以黃震遐的小說《隴海線上》和《黃人之血》為例，批判了他們同外國主子休戚相關的反共反人民的卑劣行徑，無情地揭露了他們所謂“民族主義”實質上就是賣國主義的醜惡真麵目。
“反寫實運動”是資產階級文學流派“新月派”人物胡適、徐誌摩、梁實秋、陳西瀅等倡導的。他們投靠國民黨反動派，在政治上公開反共反革命，在文學上配合反革命文化“圍剿”，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標榜所謂“健康”和“尊嚴”，強調所謂“紀律”和“規範”。魯迅在《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不過是在替國民黨反動派“維持治安”，盡著“劊子手皂隸”的“任務”。“新月派”還大肆攻擊“左聯”革命文藝運動，共產黨領導的刊物《戰線》首先發表文章給予反擊，指出他們這是“屈服在統治者權威之下的墮落的資產階級”的叫囂。創造社的彭康寫了《什麼是“健康”和“尊嚴”？》，馮乃超寫了《冷靜的頭腦》，也給予“新月派”以有力的打擊。魯迅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中，以嚴密的邏輯、雄辯的事實和辛辣的語言揭露了“新月派”政治上的反動及其鼓吹的資產階級人性論的荒謬。這是無產階級革命文藝對資產階級文學的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鬥爭。
“自由人”胡秋原發表文章《阿狗文藝論》、《勿侵略文藝》，打著批判“民族主義文學”的旗號，主張“文藝自由論”，攻擊無產階級“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生機”，宣揚政治“勿侵略文藝”，反對無產階級對文藝的領導。“第三種人”蘇汶發表文章《“第三種人”的出路》、《論文學上的幹涉主義》，宣揚“文藝自由”，攻擊左聯文藝使作家“不得不擱起了筆”，標榜“永久”的“第三種文學”。“自由人”和“第三種人”自稱居於國民黨反動派與左聯文學陣營之間，假借批判“民族主義文學”之名，宣揚所謂“創作自由論”，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和危害性。魯迅、瞿秋白、馮雪峰、周起應（周揚）、陳望道等左翼作家紛紛撰寫文章，圍繞著作家的階級性、文藝和政治的關係、文藝大眾化等問題，對他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魯迅在《論“第三種人”》一文中指出：“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以生動的比喻闡明了文藝的階級性，對“第三種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