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年，立達學園繪畫係停辦，陶璿卿到杭州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任教授教繪畫。不幸，1929年8月6日，陶元慶因病在杭州逝世。許欽文馬上寫信向魯迅報告了噩耗。過了二十多天，許欽文來到上海看望魯迅，見了麵一時竟然不知從哪裏談起。
“你報告璿卿逝世的信早收到，托人帶來他逝世後拍的三張照片也已收到。”魯迅先開口說，“璿卿是怎麼突然患起傷寒來的呢？”
“起初，他中了暑。當時我正在忙搬住房，東西還沒有整理好，他突然病重起來，學生們便把他護送到我的住處。他老是叫熱，吃了西瓜，放了冰塊，還是叫熱。我急忙請醫生給他看病。”
“看什麼醫生呢？”
“到湖濱三三醫院請來中醫裘吉生。”
“裘吉生，”魯迅想了一下說，“這個人，我知道，紹興光複時好像他做了點什麼，做醫生是他後來的事，聽說他還在辦什麼醫藥報。怎麼，他的藥吃了沒有效果麼？”
“是的，到了六號早晨，元慶病情惡化，坐在馬桶上大便脫力了。當時我在旁邊扶著他的，隻見他有出氣而沒有進氣，我連忙把他抱到床上躺好，用手指按住他的人中，過了一會兒，他才漸漸地蘇醒過來。我又趕快去請裘醫生來診視，裘醫生看了之後說，他病情嚴重，應當馬上送到醫院去。於是，我又趕到廣濟醫院請醫師出診。”
“哦，是梅藤根的那個醫院？”
“是的。掛號填表辦好手續，總算把醫生請到了住處，檢查皮膚已經沒有了反應。先打了強心針，再找擔架送到醫院，已經是傍晚了。進了病房以後，我給他弄了點咖啡，他說味道很好的，還要吃。可是，等我再弄來咖啡時，他已經張不開嘴了。我為了幫他吃咖啡，便用雙臂抱住他上身，讓他成坐的姿勢，他就這樣坐在我懷裏死去了。”
“他死在你的手臂上，總算臨終有親人在身邊的了！”魯迅歎息說，緊張的臉色緩和了些，似乎心裏得到了點安慰。
次日，魯迅將許欽文請到家裏，坐定之後，從箱子裏拿出一個紙包來，放在許欽文的麵前，側臉看著窗外靜默了一會兒才開口說：
“我想，璿卿生前很喜歡西湖，大家也主張給他在西湖邊留個紀念，索幸就把他葬在西湖邊上吧。這裏是三百塊錢，你拿去給他買塊塚地吧。”魯迅看著許欽文把那紙包放進衣袋裏，接著說：“璿卿對於西湖的景物，不是還吟過幾首詩作過幾幅畫的麼？”
“是的，我特別喜歡他畫的西湖畫。”許欽文談起陶元慶的詩畫，心情似乎開朗起來，便滔滔地說：“他畫的幾張西湖風景畫多變化，畫那西湖的劃子上的遮陽，隻用一條彎彎曲曲的大紅線來表現，看上去飄飄飄的很像，使人覺得那小船是在湖中蕩漾。”
“這是藝術上的一個法則。”魯迅接著說，“把一個典型環境中的各種特點概括起來，集中到一點上來表現，就顯得更加突出了。所以寫文學作品，也總是要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細細看了多樣的情形，才能概括得廣泛，寫得深刻而生動。”
許欽文告辭，回到杭州便抓緊給陶元慶買塚地。在玉泉頭山門和魚池中間的路旁，買了一塊三分多的地，用嚴州青石建墳，用太湖石做墓碑，四周砌有圍牆，前麵有鐵柵和鐵門，門上標明“元慶園”，園內種上了花草。辦完這一切，許欽文又到上海向魯迅彙報。
“我看，在璿卿墳旁還得去種上幾株柏樹。”魯迅聽完彙報說，“許多古墓，墳的本身已經陷下去，看不出什麼來了，可是墳旁的柏樹，高高挺立，還是標識著墳墓的所在。”
“好，我回到杭州，就到陶元慶墳上去種柏樹。”許欽文說。
“欽文，我還想給璿卿出《陶元慶畫集》，可是國內印不好。璿卿的畫實在很細致，尤其是色彩，下筆時一絲不苟，如果印得不準確，一走樣，就失掉了本色。我已經打聽過，到法國、德國去印，印刷費倒不怎麼貴，可是關卡不好過，美術品出口進口都要納很高的稅，不是現在我們能負擔的。”魯迅說到這兒，沉思了一下，問：“不知道璿卿的作品，你現在是怎樣保存的？”
“都放在我的房間裏。我的房間單做寢室不算小，可是要兼做畫室就太小了。所以，陶元慶那些畫不能掛起來，隻好都藏在幾個木箱子裏堆在後邊。最怕起火，校內又沒有什麼消火機。我和學生們說，如果有火警，大家先來搬陶先生的畫。但這並不保險，學生們都住在後邊宿舍裏，恐怕到時候趕來已來不及了。而且，那些畫老是悶在木箱子裏，到了潮濕天還要防黴爛的。”許欽文也不無擔憂地說。
為了妥善保存陶元慶的作品，許欽文到處找房子，可是看過了好多房子，所見到的不是防火不好，就是潮濕得不行，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後來，聽一位在銀行做事的人說，錢不多也可以建造房子，就是先籌措一點錢買塊地，把地契押在銀行裏貸款造房子，然後把房照押給銀行得來錢還清工料帳，每月付利息。於是，許欽文自作主張，利用銀行貸款在杭州錢塘門外石塔兒頭蓮花涼亭買得一塊地建造了一座“元慶紀念堂”。為此他背了27年債。
陶元慶給魯迅畫的一張炭畫像，後來一直掛在北京西三條家裏東牆上，成為轟動一時的大畫家留下的一件紀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