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如此，與其他亞洲大多數國家的婦女相比較，日本婦女還是擁有較大的自由，而且這不僅是一種西化現象。日本婦女從未有如中國上層婦女那般纏足。而且如今天印度婦女驚歎的那樣，日本婦女可以進出商店，在大街上行走，無須將自己隱藏於深閨。日本妻子負責管理家庭的采購和金錢。如果錢不夠花，她們必須要從家裏挑選一些東西送到當鋪典當。日本主婦使喚傭人，並且對自己孩子的婚姻有很大的發言權。當了婆婆以後她更是以鐵腕掌管家務，好像她前半生從未當過事事點頭的小媳婦。
在日本，輩分、性別和年齡所構成的特權是很大的。但是那些行使這些特權的人，與其說他們是專製的獨裁者，不如說是受托者。父親或長兄對所有的家庭成員都負有責任，無論是活著的、逝去的，還是尚未出生的，他必須作出重大決定並確保其得以實行。然而，他並不是無條件地擁有權力。他的行為必須要對家庭的榮譽負責。他必須提醒他的兒子與兄弟們記住家族精神和物質的遺產，並且要求他們了解其中的價值。即使是一個農民，他也向家族祖先祈求貴人應有的品德。如果他屬於更尊貴的社會階層，其對家族的責任就會越來越重。家族的需求也要置於個人需要之上。
遇到任何重大事件，任何門第的家長都要召集家族會議，對相關事情進行討論。例如，對於一個關於訂婚的會議，家族成員有可能會千裏迢迢從日本各地趕來參加。在做決定的過程中，每一個成員難以捉摸的個性都有可能起到作用。一位妻子或弟弟也有可能支配此項決定。戶主如果完全不顧家庭成員的意見，會讓自己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當然，會上作出的決定，可能會令被決定者難以接受。然而，家中一直服從家族會議決定的長輩們，會堅決地要求晚輩像他們自己當初一樣服從。他們這種要求背後的約束力，無論是在法律上還是習慣上，都與普魯士父親對妻子兒女所擁有的專橫權力完全不同。這並不是說日本人的專製性稍弱，所以效果不同。日本人在他們的家庭生活中並不學習尊重專製權威，也不輕易地培養屈從於專製權威的習慣。無論要求成員們所做的事多麼麻煩，都要以家族最高價值的名義要求他們服從家族的意願，這是一種共同忠誠名義要求下的服從。
每個日本人對於等級製習慣的學習首先是從其家庭中開始的，然後再將家裏所學到的這種習慣運用到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廣泛領域。他懂得一個人要向比其地位高，且又“適得其位”的人表達不同的敬意，不管他們在集團內是否是具有真正支配力的人物。就算是一位受妻子管製的丈夫，或者一位受弟弟指揮的哥哥，在正式場合中照樣獲得妻子或弟弟的尊重。特權形式之間的界限，不會因為有人在幕後操縱而受到破壞；表麵關係也不會為了迎合實際的支配關係而改變；它仍然是不可褻瀆的。沒有正式身份束縛的人，在具體行動時甚至會有某種策略上的方便。一個人在那種情況下會受到較少傷害。通過他們的家庭經驗，日本人確信所得出的重要決定能夠維護家族的榮譽。這種決定並不是碰巧處於家長地位的暴君運用鐵拳手段任意強加的命令。日本的家長更多地近似於一位物質和精神財產的托管人，這些財產對所有成員都很重要，並且要求家庭成員將個人意願從屬於它的要求。雖然日本人拒絕武力的威脅，但他們並不因此而對家族要求稍有不從，也不會因此而對有特殊身份的人稍有不敬。即便是家族中的年長者也根本不可能成為強勢的專製者，家族等級製照樣能維持下去。
對擁有不同人際關係標準的美國讀者來說，這樣一種關於日本人家族等級製的單調陳述，並不能讓他們理解日本家族中那種公認的、強有力的感情紐帶。在日本家族中有一種相當牢固的紐帶關係。研究這種紐帶關係的獲得，則是本書的課題之一。同時，試圖了解日本等級製在政治、經濟生活等廣泛領域中的要求，並了解日本人如何在家庭中透徹地學習此種習慣，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人生活中的等級製度，在階級關係上如在家庭中一樣嚴格。在日本的全部民族曆史中，它一直是個等級森嚴的階級社會，是一個有好幾個世紀等級製習習慣的民族，由此也擁有等級製所帶來的極其重要的長處與缺點。在日本，等級製度是日本有文字曆史以來的生活準則，此種情況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紀。當時，日本就將從中國借鑒來的無等級生活方式，變為適合其自身的等級文化。在公元七八世紀時，日本的天皇及其宮廷就決意要采用大中華帝國那種令日本遣唐使讚歎的高度文明來豐富日本。為此，他們投入了無與倫比的幹勁。要知道在此之前，日本甚至連文字都沒有。公元七世紀時，日本采用中國的表意文字來書寫自己與中國截然不同的語言。日本曾有一種宗教，該教命名了四萬個神祇分別鎮守各地的山嶽、村莊，並賜給人們福運。這種民間宗教雖經曆史變遷仍得以延續，成為現代日本社會的神道。在公元七世紀，日本從中國整體地引入一種作為“維護國家至善”的宗教——佛教。在那以前，無論官方或者私人，日本都沒有任何巨大的永久性建築。於是，日本天皇仿照中國京城的模樣建造了新都城——奈良，並且建造了許多仿照中國式樣的壯觀的佛教寺院和僧院。天皇還采納了使節們從中國引進的官階品級與律令。在世界曆史上，任何地方都很難再找到像日本這樣一個主權國家，能如此有計劃地成功輸入外來文明。
隻是日本從一開始就未能成功地複製中國式的無等級社會組織。日本所采用的官階，原是中國用來授予那些通過科舉考試的行政官員的，而在日本卻授給了世襲貴族和封建諸侯。這些構成了日本等級製的組成部分。日本不斷被分裂成許多半獨立的藩國，藩國的諸侯們經常彼此妒忌對方的實力，而重要的社會製度則是那些有關諸侯、家臣及仆役特權的製度。無論日本如何專心地從中國輸入文明，它也沒能采納類似中國官僚製度或是宗法製度的生活方式以取代日本的等級製度。而中國的宗法製度，則把各種處於不同生活狀態中的人組成了一個大的宗族群體。此外，日本也沒有接受世俗皇帝的中國思想。日本人將皇室視為“高居雲上的人”，而唯有皇族之人才有資格當皇帝。與中國頻繁地發生朝代更替不同，日本從來沒有發生過王朝變更。原因就在於天皇是不可侵犯的，他的身體是神聖的。毫無疑問，將中國文化介紹到日本的天皇們及其宮廷，根本就沒有想像過中國製度對於王朝更替到底意味著什麼，更無法預測他們所進行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變革。
因此，盡管所有的日本文化都源自中國，然而此種新文明隻是為此後日本世襲諸侯和家臣長達數世紀的爭霸戰爭鋪墊了道路。早在公元八世紀結束以前，貴族藤原氏就掌握了日本的統治權，而把天皇推至幕後。一段時間以後，由於藤原氏的統治遭到其他封建諸侯的抵製，導致整個國家陷入內亂之中。當時，在這些封建諸侯中，有一個名叫源賴朝的著名封建諸侯征服了所有的競爭對手，以“將軍”這個古老的軍銜稱謂而成為日本的實際統治者。“將軍”這一頭銜的全稱含義是“征服野蠻人的大元帥”。正像日本的習慣做法那樣，源賴朝使得“將軍”這一官職成為其家族的世襲職位，直至其子孫無力控製其他封建諸侯為止。如此一來，天皇成為無實權的人物，其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為將軍授勳。天皇沒有國家權力，實際權力握在一種名為“幕府”的軍事機構手裏。幕府總是試圖通過對桀驁不馴的藩使用武力來維持其統治。每一個封建諸侯，即大名，都有自己的武裝家臣，即武士。武士們按照主人的安排動用刀劍，他們在動蕩不安的年代裏總是隨時準備為其主人同與其對抗的藩或是掌握政權的將軍鬥爭，對他們的“恰如其分”的位置提出異議。
十六世紀，內戰頻仍。經曆幾十年戰亂，偉大的家康終於戰勝了所有的競爭對手。公元1603年家康成為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將軍，在此後的兩個半世紀中德川家康家族獨享將軍一職，直至1868年近代曆史開始以後，天皇和將軍的“雙重統治”才被廢止。漫長的德川時代在諸多方麵都是日本曆史上最令人矚目的時代之一。直到德川時代末期，日本仍實施中央集權統治，保持著一種相對的武裝和平。然而這種統治的目的完全是為德川家族服務的。
當時，德川家康麵臨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但他卻沒有選擇一種簡易的解決辦法。在內戰中，一些實力強大的諸侯一直與家康為敵，隻有在最後一次慘敗之後才臣服於他。這些諸侯就是所謂的“外方大名”。臣服之後，家康仍讓這些大名管轄自己的藩地及武士。而事實上，在所有的日本諸侯當中，這些大名在自己的領地內繼續擁有最大的自治權。然而，家康將這些大名排斥在所有的重要職務之外，並且剝奪他們成為其家臣的榮譽。這些重要職位都留給了“內附大名”，即內戰中支持家康的諸侯。為了維持這種困難的政治體製，德川氏采取了一種政策，不讓封建諸侯（即大名）積蓄力量，以阻止其中可能威脅將軍統治的大名聯合起來。德川氏為了在日本維持和平，鞏固德川家的統治地位，不僅沒有廢止封建體製，反而進一步強化它，使它更為堅固。
日本的封建社會精細地劃分為許多階層，其中每個人的地位都由自己的世係決定。德川氏鞏固了此項製度，並規定了每個階層成員的日常行為細節。每個家庭的戶主都必須在自家門口貼出與自己階層地位和世襲身份相關的標誌。他所能穿戴的衣著、購買的食物以及合法居住的房屋種類，都要根據此類世襲身份來定。在皇室和宮廷貴族下麵，日本社會有四個世襲的等級階層：武士、農民、工匠和商人。再往下，就是賤民階層。這一階層中，人數最多且最出名的是“穢多”，即從事各種低賤禁忌職業的人。他們分別是拾荒者、掩埋死囚者、剝取獸皮者，以及硝皮匠人。這些人是日本的不可接觸者，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根本就不能算是人。為此，甚至通至這些人所住村落的道路也不能計入裏程，好像這一地區的土地和居民根本就不存在。這些人的生活極其貧困，雖然政府保證他們的職業活動，但是他們卻被摒棄於正式的社會組織之外。
商人的地位僅在賤民階層之上。無論這對美國人來說有多離奇，然而這在一個封建社會裏是真正的現實。商人階層總是封建體製的破壞者。當商人受到尊敬並興旺發達時，封建製度就衰落了。17世紀，德川氏采用任何國家都未曾強製實行過的極端法律，頒布了鎖國令，如此便徹底鏟掉了商人的立足基礎。日本曾經與中國和朝鮮在沿岸一帶進行過繁榮的海上貿易，由此必然使商人階層得到了發展。德川氏宣布凡是建造或駕駛超過某一標準的船隻，都要處以極刑，從而阻止了這種發展趨勢。符合標準的小船既不足以航行到大陸，又不能運載太多商品。由於各藩在自己邊境上設置了嚴格限製商品進出的關卡，國內貿易也因此受到了嚴重的製約。另有一些法律則直接強調商人低下的社會地位。《禁奢令》規定了商人能穿用的衣物、傘，以及他們在婚喪儀式上花錢的多少。商人還不能住在武士的居住區裏。麵對武士的特權及其戰刀，商人沒有任何法律上的保障。在貨幣經濟情況下，德川氏要將商人限製在低下地位的政策注定是要失敗的。當時日本正處於貨幣經濟階段，但是德川氏還是試圖壓製商人。
德川政權將武士和農民這兩個適合封建製度的穩定階層，固化在僵硬的模式之中。在最後由德川家康結束的內戰之前，大將軍豐臣秀吉就已經采用其著名的“繳刀令”，完成了上述兩個階層的分離。他收繳農民的武器，而給予武士佩戴刀劍的特權。而武士再也不可以兼作農民、工匠或是商人。即便是身份最低的武士，法律也禁止他成為生產者。武士由此成了寄生階層中的一員，每年靠從農民交納的租米中取得俸祿。大名掌控著這些租米，並按一定份額分發給每個武士。武士無須憂慮生計問題，完全依靠自己的領主。在較早的曆史上，日本的封建領主與武士就是在幾乎連綿不斷的藩國戰爭過程中，形成了牢固的紐帶關係。然而在和平的德川時代，這種紐帶關係就變成經濟性的了。如此一來，日本的武士既不像歐洲中世紀騎士那樣擁有自己的領地和農奴，也不是為發財而冒險的傭兵。他們依靠一份固定的俸祿為生。其俸祿額在德川時代初期就按其家族世係的高低決定了。他們的俸祿並不高，據日本學者估計，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祿大約與農民的收入相當，勉強能維持生計而已。對武士的家族來說，沒有比幾個繼承者同時來分割一份俸祿最不利的事情了。因此，武士要限製其家庭的人口數。對於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比將聲望建立在金錢和炫耀之中更令人感到屈辱的了，所以在他們的家族訓條中，特別強調節儉為最高的美德。
一道鴻溝將武士與農、工、商其他三個階層隔離開來。因為這三個階級都是“庶民”，而武士卻不是。佩刀並不僅是一種裝飾，它既是武士的特權，也是武士這一特權階層的標記。他們擁有對於庶民階層動刀的權利，這是在德川時代以前就形成的傳統習慣。德川家康頒布的法令規定：“庶民對武士有無禮行為，或對其上司有所不敬，可就地斬首。”這些法令不過是在確認舊有的習慣而已。在庶民與武士之間建立互相依存關係並不是德川家康的設想。他的政策以嚴格的等級規則為基礎。庶民與武士都由大名統領，並直接與之發生聯係。這兩個階層分別走在兩個不同的樓梯上，上下每個樓梯都有各自的法令、規則、指導和相互義務。走在兩個樓梯上的人和人之間隻存有距離。這兩個階層之間的分隔根據具體情況需要，有時不得不一再地架起溝通的橋梁，但這並不是體製的組成部分。
德川時代的武士已不僅是舞刀弄劍的武夫，他們日益成為其藩主產業的管理者，成為像古典能樂、茶道等這些傳統平和技藝的專家。所有的協議文書都由他們處理，而其藩主的謀略也由他們巧妙地實施。兩百年的和平是一段漫長的歲月，個人獨自揮舞刀劍的機會自然少了很多。就拿商人來說，盡管有等級製的製約，他們還是形成了一種生活方式，成為舉止文雅、有藝術修養、追求娛樂享受的人，而武士階層也是如此。盡管仍然準備拔刀應戰，但他們還是學會了平和的技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