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亞裏士多德、奧古斯丁、莎士比亞、培根、愛迪生、林肯、蕭伯納、盧梭、黑格爾、馬克思、羅斯金、羅素、梭羅……古今中外，幾乎一切思想者都思考過貧與富的問題。以上所列是外國的。至於吾國，不但更多，而且最能概括他們立場和觀點的某些言論，千百年來，早已為國人所熟知，不提也罷。
他們都是受命於人類的願望進行思想的。
從前思想，乃因構成世界上的財富的東西種類欠豐，數量也不充足，必然產生分配和占有的矛盾；現在思想，乃因貧富問題，依然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問題——一盡管財富的種類空前豐富了，數量空前充足了……
這世界上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外交的，以及改朝換代的大事件，一半左右與貧富問題相關。有時表麵看來無關，歸根結底還是有關的。那些大事件皆由背景因素醞釀，階級與階級、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貧富問題常是幕後鑼鼓，事件主題。貧富懸殊是造成動蕩不安的颶風，經濟現象是形成那颶風的氣候。從前那颶風往往掀起暴亂和革命，就像災難席卷之後發生瘟疫一樣自然而然，合乎規律。
從前處於貧窮之境無望無助的一部分人類，需要比克服災難和瘟疫大得多的理性，才能克服揭竿而起的衝動。從前“調查”貧富懸殊的是仇恨，現在是經濟水平。在動蕩不安的年代連宗教也無法保持其隻負責人類靈魂問題的立場，或成為可利用的旗幟，或成為被利用的旗幟。比如太平軍起義，比如十字軍“東征”。
一個階層富到了它認為可以的程度，幾乎必然產生由其代表人物主宰一個國家長久命運的野心。——那野心是它的放心。一個國家富到了它認為可以的程度，幾乎必然產生由其元首主宰世界長久命運的野心。——那野心也是它的放心。符合著這樣的一種邏輯——能做的，則敢做。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世界史滿是如此這般的血腥的章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其實不是由勝敗來決定的，是由卷入大戰之諸國的經濟問題決定的。諸國嚴重的經濟虛症頻頻報警，結束大戰對諸國都是明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尤其是世界性的貧富問題引起的，這一點體現於德日兩國最為典型，英美當時的富強使它們既羨慕又自卑。對於德日兩國，在最短的時間裏最快地富強起來的“方式”隻有一種——在它們想來隻有一種，那是一種凶惡的“方式”。它們凶惡地選擇了。
希特勒信誓旦旦地向德國保證，幾年內使每戶德國人家至少擁有一輛小汽車；東條英機則以中國東北廣袤肥沃的土地、無邊無際的森林以及豐富的地下資源誘惑日本父母，為了日本將自己的兒子送往軍隊……
海灣戰爭是貧富之戰，占世界最大份額的石油蘊藏在科威特的領土之下，在伊拉克看來是不公平的……
巴以戰爭說到底也是民族與民族的貧富之戰。對巴勒斯坦而言，沒有一個像樣的國都便沒有民族富強的出頭之日；對以色列，耶路撒冷既是精神財富，也是將不斷升值的有形財富……
柏林牆的倒塌，韓朝的握手，不僅證明著統一的人類願望畢竟強烈於分裂的歧見，而且證明著希望富強的無可比擬的說服力……
台灣不再言“反攻大陸”，乃因大陸日漸昌盛，“反攻”隻能被當成癡人說夢……
克林頓在任時的支持率始終不減，乃因他是使美國經濟增長指數連年平穩上升的總統……
歐盟之所以一直存在，並且活動頻頻，還發行了統一的歐元，乃因它們認為——在勝者通吃的世界經濟新態勢前，要在貧富這架國際天平上保持住第二等級國的往昔地位，隻有聯盟起來才能給自己的信心充氣……
阿爾諾德曾說過這樣的話：“幾乎沒有人像現在大多數英國人持有這麼堅定的信念，即我們的國家以其充足的財富證明了她的偉大和她的福利精神。”
但狄更斯這位英國作家和蕭伯納這位英國戲劇家筆下的英國可不像阿爾諾德說的那樣。
曆史告訴我們，“日不落帝國”曾經的富強，與它武力的殖民擴張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阿爾諾德所說的那一種“堅定的信念”，似乎更成了美國人的美國信念而不是英國人的英國信念。美國今日的富強是一枚由投機和榮耀組合成的徽章。從前它靠的是軍火，後來它靠的是科技。
一個國家在它的內部相對公平地解決了或解決著貧富問題，它就會日益地在國際上顯示出它的富強。哪怕它的先天資源不足以使其富，但是它起碼不會因此而繼續貧窮下去。
中國便是這樣的一個例子。中國改革開放的最顯著的成果，不是終於也和別國一樣產生了多少富豪，而是各個城市裏都在大麵積地拆除潰瘍一般的貧民區。中國隻不過是一個正在解決著貧窮人口問題的國家，否則它根本沒有在世界麵前誇耀什麼的資本，正如一位子女眾多的母親，僅僅給其中的一兩個穿上漂亮的衣裳而且炫示於人，那麼其虛榮是可笑的。貧富的問題一旦從國際談到國家內部，先哲們不但態度和觀點相左，有時甚至水火相克勢不兩立。耶穌對一位富人說：“你若願意做仁德之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財富分給窮人。”否則呢，耶穌又說：“駱駝穿過針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門還容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