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曆史愛好者，自小對家族、村莊、所生長的地區的過去有著濃厚的興趣。
不僅是本人，我想如我一樣在傳統鄉村長大的中國男性，無法不對曆史感興趣，因為我們生長的氛圍裏處處有著“曆史教育”。從孩提時起，爺爺輩的老人給你講村莊、家族的曆史，逢年過節村莊的舞龍燈、社戲、祭神等活動幾乎都是“曆史劇”，身邊的廟宇、祠堂等建築也無聲地講述著曆史。待到進學校讀書識字，從傳統的私塾到後來的新式學校，書本裏充斥著古代聖賢或革命先烈的偉業與嘉言。
曆史或曆史教育，在中國有著近乎宗教的地位。中國社會的精英士大夫階層，多半遵循著孔子“不知生焉知死”的訓導，對死去後是否存在天堂或地獄，靈魂歸於何處，並沒有太多鍥而不舍的追問，他們喜歡把目光投向這個民族已經走過的路，從曆史中尋找、總結興衰廢替的經驗教訓，從曆史中生發人生或社會的行為規範與準則。統治者和庶民也接受了這樣的“曆史教”，慎終追遠是普通國人的道德目標，死後的曆史評價是君王與權臣常常考慮的。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留千秋罵名的恐懼甚於基督教文化中的末日審判。
在二十八歲至三十八歲——應該是男人精力最旺盛也具有創造力的時期，我做過十個年頭的記者，從事時政和法製新聞報道，間或也應媒體之約撰寫時事評論與文化評論。應當說，我們這代人成長和工作的時代，是遠溯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甚至一九一二年清室遜位至今，中國所經曆的李鴻章所言“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中變動最為劇烈的時期。無論是官方意識形態還是社會治理諸方麵，“與曆史告別”幾乎成為一種文化時髦和政治社會運動，在一段“極左”時期內，我們曾經引以自豪的文物典章、風俗建築，皆被視為該掃到曆史垃圾堆的“四舊”，中國從來沒有過如此舉全國之力來蕩盡傳統、割斷曆史。在我做記者時，所報道的一切，從外觀上看，無論是國家權力機關諸如人大、黨委、法院、警署等等都是照外國之物而建構的，還是憲法、法治、民主、司法公正等概念或話語體係，都源自西方，似乎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全新的國家裏，那些湮沒在曆史典籍中的王朝已經和我們沒有關係。
然而，隨著新聞工作和時評寫作的持續，我越來越發現，和曆史說再見是那麼的不容易。觀察一些用現代詞彙敘述的事件，比如司法不公的案件或“人民公仆”與“人民群眾”的緊張關係，將那些表麵上概念的泡沫弄開，會有很強的似曾相識之感——尤其是當觀察者具備一些曆史知識的時候。
以廣受社會關注的群眾上訪為例，窮鄉僻壤的小老百姓不相信法院審判，而願意風餐露宿，避開地方官員設置的重重障礙，數千裏赴京上訪——這是中國人通過傳統戲曲或評書所熟悉的告禦狀呀！幾乎每一個冤案的昭雪，都靠“貴人相助”而非司法程序的自我糾錯，那“貴人”必定是掌握權力的大官，他的批示使看上去無望的冤案峰回路轉。這樣的現實怎能讓老百姓舍棄“清官情結”呢？
曆史學者吳思先生比較過明清兩代官場的“陋規”和現代官場的“潛規則”，如給上司送禮，竟然有驚人的暗合。“令人拍案叫絕的是，如今的官員和整個官場根本就用不著翻檢什麼古籍，他們無師自通，與明清官場患上了一模一樣的病症，就連‘三節’也和明清一樣選在春節、端午和中秋，繞開了官定地位遠高於端午的元旦、五一和國慶節。這真是莫名其妙，妙不可言。持續數十年的決裂傳統和培育新人的凶狠努力，居然隻造就了一點行賄名稱和技巧上的差距。”吳思文中提到的那些收紅包、送紅包的官員，多是五十年代生人，“文革”中經曆過“停課鬧革命”“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中國一百餘年來與傳統文化決裂姿態最堅決的一代人，可他們能“無師自通”地賡續此類“官場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