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三日正午，我站在大興安嶺深處的駝峰嶺上。陽光直直地照射著，天上一團團白雲如伸手可及的棉花糖。
我還是南方鄉村的一位少年時，就知道大興安嶺，知道唱一首老歌《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
走上這呀高高的興安嶺
我瞭望南方
山下是茫茫的草原呦
它是我親愛的家鄉呦
這首歌歌頌的是在新的國家裏，少數民族和漢族兄弟一起，在野草灘上建起了廠房。這是曆史的寫照，也寫出一個古老的國家建立起一個新政權後執政者的豪情和緊迫感：盡快工業化。工業化是過去一百多年富強與進步的標誌。
我的腳下是宛若鑲嵌在森林裏一顆藍寶石的駝峰嶺天池，再往東望，是茫茫林海。我知道，林海的盡處，是廣袤的東北平原，那裏有中國最肥沃的農田；往西看，不遠處即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呼倫貝爾草原、科爾沁草原和蒙古國的大草原在那裏交彙。我知道自己站在中國最重要交界線上。從黑龍江黑河到雲南騰衝的人口密度分界線經過此地；造成人口東西疏密巨大差別的四百毫米降雨線亦從此經過。這條降雨線以西，是草原、大漠、雪域，一直是遊牧民族的活動場；而在以東，堅韌而勤勞的漢族，一點點擴大自己的墾殖範圍。
我所站立的這個區域，在過去的三千年裏，一直是北方遊牧民族爭奪生存空間、相互戰爭和融合的“風口”，絕大多數時候，作為農耕民族的漢族人，並不是這塊土地的主角。
春秋戰國時期，大興安嶺西南麓的老哈河、西拉木倫河流域，活躍著一支強大的東胡族，他們和西邊更為強悍的匈奴族交戰，最後被匈奴一代英主冒頓單於擊敗。有一支退居大鮮卑山，他們和匈奴西遷後留在興安嶺西麓的匈奴遺民通婚，繁衍後代形成了一個新的遊牧民族——鮮卑族。順著大興安嶺山脈往北，在今天鄂倫春自治旗的境內，尚存鮮卑族發源的“祖洞”——嘎仙洞。興盛起來的鮮卑族橫掃整個草原，然後整軍南下，先占據了處在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交界處的重要據點平城（大同）為首都；緊接著再往南開拓，占領了中原文化標誌性城市——洛陽作為國都。從此，鮮卑族逐漸融化在其他民族（主要是漢族）之中。
鮮卑的騎兵離開這塊土地後，契丹族、女真族接著成為這個地區的主人。建立遼帝國的契丹族，受漢人的影響開始舍棄遊牧方式而進入農耕社會，並在大興安嶺西麓的草原上建造了上京臨潢府，以此來控製仍然桀驁不馴、漂移不定的其他遊牧民族。
當這些北方遊牧民族憑著武力戰勝北方的漢人建立政權後，他們接受了當時更為先進的漢族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他們的命運無一不是：被更為純粹的新興的遊牧民族擊敗。
金滅遼是如此，蒙古滅金亦是如此。
到了十二、十三世紀之交，這塊土地，不，比這塊土地廣大得多的歐亞大陸，唱主角的是蒙古民族，他們把冷兵器時代遊牧民族的戰鬥力推向到一個頂峰——後世從未逾越的頂峰。大興安嶺西麓的克魯倫河、額爾古納河、色楞格河、西拉木倫河，是蒙古帝國的福地，此地水草豐美，成吉思汗以這塊土地為基地，統一各部、積聚力量，然後才能如颶風般向西、向南橫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