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有些詩與唐人新樂府有關係，如七古的《河北民》，從題目到內容，都是新樂府體。這裏要談的一首七言絕句《促織》，則是從唐代新樂府作家之一李紳的《憫農》二首發展來的。
李紳的《憫農》二首都是五絕，用對比手法寫貧富懸殊，反映了嚴重的階級對立，而殘酷的階級壓迫也就不言而喻了。“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以具體而鮮明的對照手法，刻畫出尖銳的社會矛盾，是古典詩歌中有力的投槍和匕首。後來如孟郊的《織婦詞》：“如何織紈素，自著襤褸衣”，鄭穀的《偶書》：“不會（不理解）蒼蒼主何事，忍饑多是力耕人”，寫的雖也相當沉痛，卻總覺得不及李紳的詩感人深切。其關鍵乃在於：一、用以對比的兩個極端的形象不夠鮮明；二、作者總忍不住要站出來說話，結果反而減弱了詩歌的感染力。到了宋代，梅堯臣的《陶者》是這一類短詩中的代表作：
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
錢書先生在《宋詩選注》中評此詩為“不加論斷、簡辣深刻”。這“不加論斷”，反倒容易更有力地打動讀者。與梅堯臣同時的還有一個不大出名的張俞，他的《蠶婦》卻比較有名：
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非是養蠶人。（《宋文鑒》卷二十六）
問題倒不在於落前人窠臼，主要是把蠶婦寫得隻有悲哀而無憤怒，就顯得力量有些單薄了。這類詩到了王安石的《促織》卻有了較大發展：
金屏翠幔與秋宜，得此年年醉不知；隻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絲？——（通行本“□”作“鉤”，今從大德本、嘉靖本。“□”音渠。一，一綹。）
從主題看，這首詩同孟郊、張俞所反映的內容是相近的；而且作者本人也站出來表了態，似乎沒有什麼新意。但內容雖同而手法互異；盡管都是站出來表態，王安石卻出之以嬉笑怒罵，是鋒芒畢露的寫法。這就顯得愛憎分明，感情強烈多了。
從具體描寫看，前兩句和後兩句顯然是以對比手法寫貧富懸殊；但就李壁的箋注看，卻不易把上下文統一起來。前二句注雲：“古詩：長安醉眠客，豈知秋雁來。即此意。”後二句注雲：“唐張喬詩：念爾無機自有情，迎寒辛苦弄梭聲，椒房金屋何曾識？偏向貧家壁下鳴。”注得並非不切。但張喬對蟋蟀是表同情的，而王安石則予促織以貶詞，僅用“隻向”二字，便把蟋蟀寫成乘人之危或幸災樂禍的家夥，而作者對貧家的同情，對富家的憤慨都明確地表現出來了。這正是王安石此詩的獨到處。然而關鍵還在對前兩句怎樣理解。
我的體會是：第一句的“金屏翠幔”是同末句的“一絲”形成鮮明對照的。屏風上的圖案是絲織成的，帷幔的質地也是絲的，都是耗費了勞動婦女無數心血的產物。可是富貴人家“得此”甚易，並且用來作為遮風擋寒的工具，那些醉生夢死的老爺們年複一年安於這種舒適的處境之中，完全感覺不到秋天寒冷的威脅。偏偏就在這個季節，無情的蟋蟀（即促織）卻向貧家鳴叫不已，催促他們趕快勞動，卻不想想窮苦人家多少門戶連“一絲”也沒有，讓他們拿什麼去織呢？“金屏翠幔”和“一絲”不僅是成品和原料的對比，而且是生活的豪奢與貧瘠的對比，是物質的珍貴與寒磣的對比，甚至在數量上也是懸殊的。這就比李紳、孟郊、梅堯臣、張俞諸人之作的內容豐富多了。何況在對比之中還加上個蟋蟀做媒介，在嗔怪它無端“促機杼”的語氣中，實際卻把矛頭指向了豪門貴族，這就更使讀者感到深刻痛切卻又覺得含蓄不盡。因此我認為這首詩確乎不同凡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