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寫過一篇小文談到“戲曲文獻學”，似乎並未引起有關方麵注意。這幾年全國各省市都在進行《戲曲誌》的編纂工作，其中有個屬於資料性的項目，就是按時間順序編排出一套完整的當地各個劇種的演出史。這工作很重要，它是戲曲文獻學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這方麵天津藝術研究所進行得比較早，也卓有成效。而在京劇發源地的北京，似乎還未遑及此，顯然是落後於形勢了。
掌握一個城市的戲劇演出史料並不太難，隻要耐心地從曆年的報紙廣告上逐日抄錄，便能基本上獲得應有資料，雖然有時某些細節還不夠準確，如因故停演，臨場易人，或臨時換戲之類，不在現場看戲的人是不可能完全獲悉的。而建國以來，即以北京而論，由於報紙廣告篇幅緊縮，不僅登廣告的日期短暫，而且非主要演員也很少見報，久而久之，便有無從稽考之虞。因此這些廣告畢竟還不是第一手的原始資料。而絕大多數的劇團，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建立起“工作日誌”的製度，實際上這正是戲曲文獻積累方麵的一大缺陷。
談到這裏，我們不能不對遠在大洋彼岸、已屆九十高齡的周明泰（誌輔）老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他手編的《五十年來北平戲劇史材》（包括續補部分），乃是憑借個人看戲的經曆並根據自己收藏的戲單積累成書的。這樣有益於戲曲文獻學的京劇演出史料而成於個人之手者，迄今還沒有第二份。最近，上海的兩位戲迷朋友（他們是大專院校的教師）利用寒假期間翻檢了1946和1947兩年報紙上刊登的上海各戲院的全部演出廣告，並準備分類整理，旨在反映抗戰勝利後上海戲曲界的繁榮景象，包括梅、程兩位大師在較長時間內開展競賽式的精彩演出過程。我相信他們會作出有價值的科學分析的。然而，這樣繁重而艱巨的工作竟由兩位一不為名二不為利的戲曲業餘愛好者來動手，不正折射出另一不大正常的現象：我們的那些既在其位則應善謀其政的專業研究工作者究竟在幹什麼呢？
近年來，包括有計劃、有組織的和自覺自願以及自發的，確也出版了一批有關戲曲史料的著作，如政協所編的兩厚冊《京劇談往錄》，便是極好的物證。但是隻憑個人回憶，是很容易與事實有出入的。我自己所寫的這類文字，就屢屢得到相識和不相識的同誌們的匡正。通過上述兩位在上海的朋友的勞動成果，很明顯地糾正了八十高齡的翁偶虹先生的誤記，蓋當梅先生在上海演出的初期，李多奎並未參加他的劇團。又如《京劇談往錄續編》中，有人追記30年代中期在北平的蕭（振瀛）宅堂會，竟列入梅蘭芳、譚富英合演的《武家坡》，這也是道聽途說。因為那場戲我本人即是觀眾之一，譚富英那一晚是同尚小雲合演的《探母回令》，而梅先生當時則絕對未在北京。再如一位老學者在他的回憶文章中，說他30年代在北大讀書時經常看戲，花上幾毛錢就可以在廣和樓看富連成科班演出，所舉的劇目卻是馬連良、李世芳、葉盛章合演的《打漁殺家》。這至少有三個錯誤。一是李世芳坐科時，馬連良早已畢業挑班，兩人不可能在科班內同台演出；二是即使在李出科後真有可能與馬、葉兩位合作，票價也不會隻賣幾毛錢；三則這樣的合作戲也不會在廣和樓上演。
通過這些不大不小的實例，我們可以看出，編纂、整理戲劇演出史該是一件多麼有意義的工作，而戲曲文獻學這一學科的建立，又該有多麼重要！
拙作《菊壇知見錄》原擬寫一百段，在報上刊出的隻有20段；後來改名《津門亂彈錄》和《看戲溫知錄》，分別在天津的日報和晚報上連載，雖受讀者歡迎卻遭到報社高層領導的厭棄，兩次均“無疾而終”。現在把這三部分湊起來，勉強夠一百段的總數。究竟有無價值，還有待廣大讀者評說。從我本人的主觀願望講，我隻想給戲曲文獻學和京劇演出史添上一磚一瓦，為這方麵的研究工作提供一點“長編”性質的零碎資料而已。因此就以上述的簡短呼籲作為《菊壇知見錄》的結束語，讀者鑒之！
1989年3月上浣在北京寫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