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來整理曆年朋友書信，想不到從1966年至1967年間，張愛玲給我的信，竟達十八封之多。
第一封是中文寫的（1966年5月26日），上款落“紹銘先生”。這麼“見外”，因為大家從未見過麵。
同年6月我們在印第安納大學一個會議上第一次碰頭。記得跟我一起到客房去拜訪這位日後被王德威恭稱為“祖師奶奶”的，還有兩位印大學長，莊信正和胡耀恒。
那天，張愛玲穿的是旗袍，身段纖小，教人看了總會覺得，這麼一個“臨水照花”女子，應受到保護。
這麼說，聽來很不政治正確。但女人家看到年紀一把的“小男生”，領帶七上八落，襯衣扣子眾叛親離，相信也難免起惻隱之心的。
張愛玲那段日子不好過，我早從夏誌清先生那裏得知。這也是說，在初次跟她見麵前，我已準備了要盡微力，能幫她什麼就幫什麼。
我在美國大學的第一份差事，是在俄亥俄州的邁阿密大學，時維1964年。次年轉到夏威夷。一年後拿到博士學位，才應聘到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
不厭其詳地交代了這些個人瑣事，無非是跟“祖師奶奶”找差事有關。
根據鄭樹森《張愛玲賴雅布萊希特》一文所載，賴雅（Ferdinand Reyher）1956年跟張愛玲結婚時，“健康已大不如前，但仍寫作不輟；直至1960年初期才放棄”。
也許是出於經濟考慮，張愛玲於1961年飛台轉港，經宋淇的關係，接下了電懋影業公司的一些劇本，其中包括《南北和》續集《南北一家親》。
賴雅是三十年代美國知名作家，曾在好萊塢寫過劇本，拿過每周起碼五百美元的高薪。依鄭教授解讀現存文件所得，他該是個“疏財仗義”的人物。
“疏財仗義”總不善理財。張愛玲回港趕寫劇本，“可能和當時賴雅體弱多病，手頭拮據有關。及至六十年代中葉，賴雅已經癱瘓……”
由此可以推想，她在印大跟我和我兩位學長見麵時，境況相當狼狽。如果不是在美舉目無親，她斷不會貿貿然地開口向我們三個初出道的毛頭小子求助，托我們替她留意適當的差事。
“適當的差事”，對我們來說，自然是教職。六十年代中，美國大學尚未出現人浮於事的現象。要在中國文史的範圍內謀一棲身之地，若學曆相當，又不計較校譽和地區，機會還是有的。
夏誌清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國現代小說史》）於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先生以顯著的篇幅，對張愛玲小說藝術和她對人生獨特的看法，一一抽樣作微觀分析。一落筆就毫不含糊地說：“……對於一個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說來，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鎖記》長達五十頁；據我看來，這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在《小說史》問世前，張氏作品鮮為“學院派”文評家齒及。在一般讀者的心目中，她極其量不過是一名新派鴛鴦蝴蝶說書人而已。
夏先生的品題，使我們對張愛玲作品的看法，耳目一新。也奠定了她日後在中國文壇的地位。但這方麵的成就，對她當時的處境，毫不濟事。要在美國大學教書，總得有“高等”學位。學士、碩士不管用。要入顧主的候選名單，起碼得有個博士學位。當然也有例外，如劉若愚。但劉教授能在美國知名的芝加哥大學立足，靠是等身的學術著作。
“袓師奶奶”欠的就是行家戲稱的“工會證書”（the union card）：博士學位。
誌清先生平生肝膽，因人常熱。他急忙幫張愛玲找差事，想當然耳。我自己和其他曾在台大受業於濟安先生門下的同學，愛屋及烏，也一樣的不遺餘力地為她奔走。他們接二連三的發信給已在大學任教的舊識。結果總是徒勞無功。理由如上述。
我的前輩中，為張愛玲奔走，劍及履及的，有羅鬱正教授。他每次寫信給他的“關係網”，例必給我副本。求援的信件中，有一封是給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的Paul Engle教授。事情沒有成功，因為那年的名額已經分派，給了詩人瘂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