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誌清先生於2013年12月29日在美國紐約市辭世，生年九十有二。先生名滿中外，著作等身，要紀念他，就他的著作議論固然適宜，但夏先生一生的趣聞逸事可多。若要側寫他多彩多姿的生活片段，絕不會有不知從何說起的困擾。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負責籌劃夏先生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中譯工作，自此因公因私一直跟他書信往還，也多次拿過夏先生的著作和日常生活中的“花邊”新聞做過文章。如今先生“大去”，應就我個人所知對他的文學見解作一補充。
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於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如果不是通過中譯本先後接觸到華人學界，張愛玲今天哪有如此風光？說起來沈從文和錢鍾書的“下半生”能再熱鬧起來，也因得先生的賞識，在《小說史》中用了史筆推許一番。
張愛玲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出道，作品總背上“鴛鴦蝴蝶”之名，隻合消閑遣興。那年頭唯一有眼光賞識到張愛玲才華的是傅雷。他用迅雨筆名發表了《論張愛玲的小說》，斬釘截鐵地肯定《金鎖記》為“我們文壇最美收獲之一”。
傅雷文評，全以作品的藝術成就定論，沒有夾雜“意識形態”的考慮。夏先生是上海人，張愛玲在“敵偽”時期的上海當上了胡蘭成夫人這回事，他理應知道。張小姐是否因此附了“逆”？他在《小說史》中隻字不提，隻集中討論這位Eileen Chang作品的非凡成就，一開頭就用F。R。Leavis在《偉大的傳統》一書所用的無可置疑的語氣宣稱：“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夏先生這種近乎“武斷”的看法，當然“備受爭議”，而且這種爭議，可能會無休無止地延續下去。反正夏先生的說法，也不過是“一家之言”，我們自己各有取舍。《小說史》中譯本初版於1979年，夏先生特為此寫了一個長序，特別點出自己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與文學史家的工作信念。那就是對“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這個宗旨我至今還抱定不放”。
夏先生大半生的“職業”是中國文學教授；但他“前半生”所受的教育和訓練卻是西洋文學。他在上海滬江大學英文係畢業，在北京大學英文係當過助教，後來得到留美獎學金到耶魯大學念研究院，用三年半的時間取得博士學位。那年頭的美國研究院，念文科的總得通過兩三種外語考試。記得夏先生所選的外語，其中有拉丁文和德文。如果夏先生不是資質過人，在大學時勤奮自學，一早打好了語言和文學史的根底，不可能在三年半內取得耶魯的博士學位。
不難想象，像夏先生這樣一個有高深西洋文學修養的人，為了職業上的需要再回頭看自己國家的“文學遺產”時，一定會處處感覺“若有所失”。1952年他開始重讀中國現代小說，發覺：
五四時期的小說，實在覺得它們大半寫得太淺露了。
那些小說家技巧幼稚且不說，他們看人看事也不夠深入，沒有對人心作深一層的發掘。……現代中國文學之膚淺，歸根究底說來，實由於對其“原罪”之說，或者闡釋罪惡的其他宗教論說，不感興趣，無意認識。
夏先生讀唐詩宋詞，不時亦感到“若有所失”。他認為中國文學傳統裏並沒有一個正視人生的宗教觀。中國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維式怡然自得的個人享受。他讀中國詩賦詞曲古文，認為“其最吸引人的地方還是辭藻之優美，對人生問題倒並沒有作多深入的探索。即以盛唐三大詩人而言，李白真想吃了藥草成仙，談不上有什麼關懷人類的宗教感；王維那幾首禪詩，主要也是自得其樂式的個人享受，看不出什麼偉大的胸襟和抱負來；隻有杜甫一人深得吾心，他詩篇裏所表揚的不僅是忠君愛國的思想，也是真正儒家人道主義的精神”。
夏先生“明裏”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暗地”卻私戀西洋文學。這本是私人嗜好，旁人沒有置喙餘地-隻要他不要在學報上把中國文學種種的“不足”公布出來。但這正是他在“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Its Reception Today as a Produ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1 9 9 0）一文所幹的別人認為是他“吃裏爬外”的“勾當”。身為哥大Professor of Chinese，若有學生前來請益，夏老師理應給他諸多勉勵才是，但我們的夏老師卻歪想到古希臘文明輝煌的傳統，居然說would not hesitate to advise any college youth to major in Greek，他是說會毫不猶豫地勸告任何大學生主修希臘文。十九世紀俄國小說，名家輩出，力度振聾發聵。為此原因，夏老師也會毫不猶疑勸告來看他的學生主修俄國文學。難怪“國粹派”的學者把他的言論目為“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