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上錢理群、溫儒敏和吳福輝三人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是2001年12月第11次印刷的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我多次翻閱，一直奇怪的是，雅舍主人梁實秋的生平與著作，竟然在這文學簡史中隻字不提。本世紀初三聯書店出版篇幅龐大的《中華散文百年精華》，打開目錄一看，許多當年亮麗一時的名家作品，今天已成曆史的記憶。有些還可以在中學生的課本中聽到回響，如朱自清的《背影》，或俞平伯的《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但我們今天的“小讀者”，再也不會有耐心去聽冰心的《病榻囈語》了。許地山的散文有鮮明的淑世意識，可惜文字古板無味。梁遇春小品深得十九世紀英國familiar essay神髓，有望成大家，隻恨天不假年，二十六歲青青的年紀就逝世。
五六十年前的散文，今天還耐讀的應該是魯迅的雜文和周作人的隨筆。所謂“耐讀”就是文字和內容經得起一看再看。譬如說魯迅給香港青年講的話《老調子已經唱完》，今天聽來依然有“警世通言”的味道。他說：
老調子將中國唱完，完了好幾次，而它卻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發生一點小議論。有人說：“可見中國的老調子實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試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滿洲人，不是都被我們同化了麼？照此看來，則將來無論何國，中國都會這樣地將他們同化的。”原來我們中國就如生著傳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還會將病傳到別人身上去，這倒是一種特別的本領。
魯迅這番話，是1927年在香港青年會講的。他說我們能夠同化蒙古人和滿洲人，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比我們的低得多。倘若對手的文化跟我們相當或更進步，那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了我們的腐敗文化，來治理我們這腐敗民族”。
舒蕪替劉應爭編的《知堂小品》寫序一開始就引用魯迅的說法，把周作人列為“中國新文學史上最大的散文家”。原來美國記者Edgar Snow在1936年請魯迅列出他心目中“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的最傑出的散文家”的名單。交出來的名單是：周作人、林語堂、周樹人、陳獨秀、梁啟超。（英文essay這個字，涵義很廣，包括隨筆、小品和雜文。相當的中譯應是“散文”。）
光拿文學作品的標準來量度，魯迅列出的名單，今天隻有周氏兄弟的著作會一版再版。陳獨秀和梁啟超的雜文，內容與國情和社會動態密不可分，因此“話題”一旦事過境遷，即使曾經轟動一時的作品也會變成曆史文獻。林語堂的幽默小品，當年是一時之尚，隻是今天看來，他的sense of humor有時稍嫌造作。幽默本來要妙趣天成的。
算起來出現在魯迅名單的“五條漢子”，以知堂老人的小品最經得起時髦話所說的“時代的考驗”。舒蕪認為知堂平生文章，可分“正經”的與“閑適”的兩大類。正經文章多表達他的思想和意見，難免涉及他經世濟心的心願。閑適文章則多以草木蟲魚為本。這兩種文章的分別是，用知堂的話說：“我寫閑適文章，確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經文章則仿佛是饅頭或大米飯。”
知堂正經的書寫，合該列為曆史文獻的一種。賴以傳世的，卻是讓我們感到吃茶喝酒樂趣的閑適小品，如通常引為教學例子的《喝茶》和《北京的茶食》。老人說得好：“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什麼是無用的遊戲與享樂呢？看夕陽、聞香、聽雨、吃不求飽的點心和不解渴的酒，這都是。
周老夫子如果沒有靜觀萬物的閑情、沒有隨手做筆記的習慣，不會寫出像《虱子》這種“無用”的文章來。他引了美國人類學家洛威（R。H。Lowie）的話說，老鼠離開將沉的船，愛斯基摩人相信虱子也會離開將死的人。因此身上沒有虱子的愛斯基摩人會覺得非常不自在。“兩個好友互捉頭上的虱以為消遣，而且隨即莊重地將它們送到所有者的嘴裏去。”知堂補充說，這種“生吃”虱子的習俗並不限於冰天雪地的居民。在阿爾泰山和南西伯利亞的突厥人也愛吃這種“野味”。他們的皮衣裏滿生著虱子，“那妙手的土人便永遠在那裏搜查這些生物，捉到了的時候，咂一咂嘴兒把它們都吃下去”。
知堂對虱子行狀觀察之細微，處處出人意表。他對《蒼蠅》的論述，更教人歎為觀止。文章一開始就說：“蒼蠅不是一件很可愛的東西。”但你往後看，說不定對蒼蠅的看法會有點改觀。據希臘的傳說，蒼蠅本是一名叫默亞（Muia）的少女，人長得漂亮，隻是嘴巴太愛說話。她愛上月神的情人恩迭米盎（Endymion），當他睡覺的時候老是纏著他講話或唱歌，使他無法安息。月神一怒，把她變為蒼蠅。化作蒼蠅後的美少女，一樣不肯讓人家安睡。她特別喜歡攪擾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