笳詠,是長期從事美術理論研究、有個性、有造詣的書畫家。他有堅實的書法基礎,80年代專攻寫意國畫後,他的理論就與藝術實踐貼得更緊,有獨到的見解。
60年代初,當“長安畫派”的幾位驍將——石魯、趙望雲、方濟眾、何海霞、康師堯、李梓盛蜚聲於中國畫壇時,笳詠就成了他們——特別是石魯的理論夥伴,成了“長安畫派”藝術的研究者,並寫了不少文章闡述“畫派”的理論主張。因此,西安的同行都熟知笳詠,喜歡他,讚許他。
近年,他在不斷研究探討文藝理論的同時,又在國畫和書法創作方麵,傾注了極大的精力。他堅持藝術來源於生活,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笳詠的畫和書法,在傳統的基礎上有新創造,不隨波逐流,不落俗套。他帶著一雙藝術家的眼睛看取眼前的各種現象,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畫家要用腦子去看事物”,他的取材決不與別人雷同,是對生活現象的審美發現。在表現形式的技巧上,也有新的創造。
他認為,對書法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要領會某一碑帖的精神,決不能遺神取貌。因此,他的書法,無論石門、漢簡,都沒有做作的痕跡,而是用來抒發自己的情趣。
在他看來,手中之筆,不僅是塗抹丹青、揮灑香墨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思想感情奔馳的依托。當一批詩意盎然、優美清新的書畫展現在廳堂時,人們驚喜地發現,這裏不僅是桃李鳴禽,人物山水,這裏洋溢著對新的生活,對祖國山河、一草一木的真摯的愛,充滿著人情味。尺素之中,跳動的是對祖國、民族、“四化”建設,對故鄉,對山區和城市人民生活盡情謳歌的一顆不老的心。什麼是藝術的契機、基因和靈感?在這裏似乎得到了朦朧而清晰的回答:愛,真誠的愛!——對祖國、對人生、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癡情的愛是一杯醇酒;對於藝術來說,是一杯不可缺少的墊底的酒啊!
笳詠生於河東故郡,從小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背誦過《四書》和古詩文,青年時代打下了堅實的書法基礎。參加革命後,接觸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用新的思想武裝了自己,在實踐中,不斷對傳統和創新進行研究探索。為了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事業,並抒發他對生活的愛,他以“深為基礎”(石魯語)廣泛地深入生活。同時,仍不斷地學習研究理論問題。對當代的重大事件,黨的重要政策,以至自然科學的知識,他都關心,並不斷地充實自己,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能與時代同步前進。
他明白,畫與書法是“愚人”的事業,隻有勤懇不息,廣采博收,才能不斷地提高自己的藝術素養,畫好一幅畫,首先要自己感到滿意,才能打動觀眾,這是他作畫的主要內在動力;苦澀和樂趣也從這裏產生。
最後,還要提一下他畫的那些鳥兒、牛、鬆鼠、雞、鴨、貓等,都是寥寥幾筆,接近一種符號,他是從傳統畫中得到啟示的。“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笳詠筆下的鳥兒,寥寥幾筆,卻比寫實的鳥兒更靈動。他把這叫做國畫造型的“符號化”,他認為這樣更便於寫意,更便於發揮畫家的主觀情趣。
是的,古人說:“山水抒情,花鳥寫趣”,它來源於生活,而又必須高於生活,因為它是一種精神產品——絕不是物象原型的刻板模擬。
笳詠正在不斷探索,從造型到構圖章法,進一步發揮中國書畫的優勢,我相信他會取得更好的成績的。
right《中國文化報》1990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