笳詠，是長期從事美術理論研究、有個性、有造詣的書畫家。他有堅實的書法基礎，80年代專攻寫意國畫後，他的理論就與藝術實踐貼得更緊，有獨到的見解。
60年代初，當“長安畫派”的幾位驍將——石魯、趙望雲、方濟眾、何海霞、康師堯、李梓盛蜚聲於中國畫壇時，笳詠就成了他們——特別是石魯的理論夥伴，成了“長安畫派”藝術的研究者，並寫了不少文章闡述“畫派”的理論主張。因此，西安的同行都熟知笳詠，喜歡他，讚許他。
近年，他在不斷研究探討文藝理論的同時，又在國畫和書法創作方麵，傾注了極大的精力。他堅持藝術來源於生活，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笳詠的畫和書法，在傳統的基礎上有新創造，不隨波逐流，不落俗套。他帶著一雙藝術家的眼睛看取眼前的各種現象，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畫家要用腦子去看事物”，他的取材決不與別人雷同，是對生活現象的審美發現。在表現形式的技巧上，也有新的創造。
他認為，對書法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要領會某一碑帖的精神，決不能遺神取貌。因此，他的書法，無論石門、漢簡，都沒有做作的痕跡，而是用來抒發自己的情趣。
在他看來，手中之筆，不僅是塗抹丹青、揮灑香墨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思想感情奔馳的依托。當一批詩意盎然、優美清新的書畫展現在廳堂時，人們驚喜地發現，這裏不僅是桃李鳴禽，人物山水，這裏洋溢著對新的生活，對祖國山河、一草一木的真摯的愛，充滿著人情味。尺素之中，跳動的是對祖國、民族、“四化”建設，對故鄉，對山區和城市人民生活盡情謳歌的一顆不老的心。什麼是藝術的契機、基因和靈感？在這裏似乎得到了朦朧而清晰的回答：愛，真誠的愛！——對祖國、對人生、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癡情的愛是一杯醇酒；對於藝術來說，是一杯不可缺少的墊底的酒啊！
笳詠生於河東故郡，從小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背誦過《四書》和古詩文，青年時代打下了堅實的書法基礎。參加革命後，接觸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用新的思想武裝了自己，在實踐中，不斷對傳統和創新進行研究探索。為了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事業，並抒發他對生活的愛，他以“深為基礎”（石魯語）廣泛地深入生活。同時，仍不斷地學習研究理論問題。對當代的重大事件，黨的重要政策，以至自然科學的知識，他都關心，並不斷地充實自己，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能與時代同步前進。
他明白，畫與書法是“愚人”的事業，隻有勤懇不息，廣采博收，才能不斷地提高自己的藝術素養，畫好一幅畫，首先要自己感到滿意，才能打動觀眾，這是他作畫的主要內在動力；苦澀和樂趣也從這裏產生。
最後，還要提一下他畫的那些鳥兒、牛、鬆鼠、雞、鴨、貓等，都是寥寥幾筆，接近一種符號，他是從傳統畫中得到啟示的。“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笳詠筆下的鳥兒，寥寥幾筆，卻比寫實的鳥兒更靈動。他把這叫做國畫造型的“符號化”，他認為這樣更便於寫意，更便於發揮畫家的主觀情趣。
是的，古人說：“山水抒情，花鳥寫趣”，它來源於生活，而又必須高於生活，因為它是一種精神產品——絕不是物象原型的刻板模擬。
笳詠正在不斷探索，從造型到構圖章法，進一步發揮中國書畫的優勢，我相信他會取得更好的成績的。
right《中國文化報》1990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