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西安，流傳著作家柳青許多風趣幽默動人的故事。譬如，在他以中國作家和西安作協主席的身份接待外賓時，總是把布鞋帶在車上，下車換皮鞋，上車就穿布鞋；一年四季都是農民式的布衣，叼個煙鬥，走起路微微地彎著腰，活像個“小老頭”，可他講起話來卻神采飛揚，兩眼炯炯有光。在省委的一個座談會上，他把赫魯曉夫比作是一個“騎自行車下陡坡不拉閘的人”，引來滿堂嬉笑和讚賞，在一次小型文藝座談會上，說自己像“一個挑著雞蛋筐上集的人，我不敢碰人，人敢碰我”。表現了一個有正義感作家對極“左”路線的幽默質疑，他的才華出眾，連讀外國名著都是隻讀外文原版……
我知道柳青的名字是從在大學裏讀他發表在《延河》上的《創業史》開始的，後來西北大學文學係編寫現代文學史，我又負責小說散文部分的編撰，曾經訪問過王汶石、杜鵬程也訪問過柳青，那時20歲左右的青年學生見到這些大作家像見一座座山似的，隻有仰視和聆聽。我真正與柳青認識和熟悉是在1963年到省委工作以後。他是作協的領導，卻不在機關，兼長安縣委書記又不在縣上食宿，而是住在皇甫村外的一個古廟改成的宅子裏。隻有在開重要會議或傳達重要文件時才會偶爾見到他，見了也隻是點點頭，問問好。具體接觸不多。但這時，由於工作關係，我知道了文藝界和延安時期文藝方麵更多情況，知道了柳青在十二三歲時就受了他哥哥的影響參加了革命，西安事變前後是西安學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是西安高中與西安文協黨的組織的成員，後來到了延安……我漸漸窺見了這位文學大師的思想和精神的一隅，也更加敬重他。我與他真正的長談是在經曆“文化大革命”磨難之後的1976年秋天。那時，粉碎“四人幫”的喜訊剛剛在準備逐級傳達，省委負責同誌要宣傳部先給柳青同誌通個訊息，我陪宣傳部的老領導，也是雜文家的吳剛同誌去長安縣看望柳青。記得那是一個明朗的秋日，我們敲開了在韋曲居住的柳青同誌的家門。他熱情地迎接了我們，寒暄後吳剛同誌就把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告訴了他。在短暫的沉思之後，他大聲說，“好，好極了！我早就料他們的日子長不了！……”他兩眼閃出動人的光彩，臉頰也有一些腓紅，滔滔地講起中國曆史來。他用一種特有的曆史的算法掰著手指頭說：“江青殺了許多人，可以說殺人如麻，血流成河，他比武則天有過之而無不及……”能看出他內心深處的久久的激動。他那一上午談的最多的依然是文學，是他的創作。他說自己經過這幾年的折磨，身體消耗太大，家庭損耗太大（指夫人馬葳之死），但他還要“搶時間把《創業史》寫完”，需要整理第二部已成的稿子，還要構思新的篇章。並說人民還需要文學……
粉碎“四人幫”後，國家的形勢在一日日地好轉，柳青的生活和寫作也得到政府多方麵的關懷和照顧。也可能由於他急於把丟掉的時間“搶”回來，結果，1978年春天因舊病複發得厲害住進了軍大醫院。那時節，國家正在決定恢複“文化大革命”中被砸爛了的文聯和各協會，中央正式通知要在5月間召開文聯第三屆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要各地報送在各地的全國文聯委員的情況。陝西省有11名文聯委員，柯仲平、馬健翎、尚小雲已經過世。其餘的就是柳青、王汶石、杜鵬程、胡采、石魯、劉毓中、關鶴岩和韓啟祥。我去告訴柳青同誌北京開會的消息時，他倚在病床上說：“中央開這個會好，很重要！有多少老朋友多年沒見麵咯。”能看出來，他對這次大會是很高興，很企盼的。但是，很不幸他的病情一日日加重了。他病重的消息驚動了李先念副主席和王震副總理，中央讓柳青很快到北京治病。於是，他於5月中旬就去了北京，5月26日上午代表團報到完，我就去醫院看他，告訴他已經給他報到了。他艱難地卻也高興地說：“小韓，這個會重要，要開好……”從醫院一回到西苑飯店，在會上做工作人員的周明、閻綱就拉著我問“柳青同誌能來不？”我說“能。”幾個陝西老鄉又談起了柳青的特有的個性和他那舉世聞名的《創業史》。然而，會議開始他沒有來，領導接見時他仍然沒有來！那是一個多麼悲壯的大會哪！文藝界飽受極“左”路線的殘害，15年後再一次在北京聚首，田漢、吳晗、老舍、趙樹理……一個個都走了，郭沫若正在彌留之中，何止柳青一個病臥床榻！茅盾、巴金、冰心、夏衍、曹禺……他們何嚐不是帶著傷病來到會上！黃胄、石魯拄著拐杖從醫院出來前來合影，我至今還珍藏著這張照片，這難忘的中國文藝從廢墟中恢複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