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7日，千葉縣木更津基地的日本海軍航空隊，迎著寒風，首次飛行，對帝國首都進行訪問。飛在機群前負責指揮的是該航空隊司令海軍大佐久邇官朝融王，尾隨在他後麵的是在日華事變中立下赫赫戰功的架“越洋轟炸機”。
這一天，強大的日本帝國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大將，正在旗艦“長門號”停泊於豐後海峽（四國和九州之間）佐伯灣內的司令長官室裏，聚精會神地揮筆疾書。
山本司令長官正以他那特有的犀利筆鋒，寫著一封具有曆史意義的信。他在這九張海軍公文紙上寫成的，是上書給當時的海軍大臣及川古誌郎大將的“關於戰備意見”。這些意見是山本經過長時間的周密研究和深思熟慮後得出的結論。在這封信中，山本第一次正式表明了自己對夏威夷作戰的設想。
山本的信，開頭這樣寫道：雖然任何人對緊張的國際形勢都無法正確預測，但是，“作為海軍，特別是聯合艦隊，毋庸置疑，應該以對美英作戰之決心，轉入認真備戰並製訂作戰計劃之時期”。接著，他便分為“戰備”、“訓練”、“作戰方針”和“開戰之初應采取之作戰計劃”四部分來闡明自己的信念。
關於“作戰方針”，山本擯棄了日本海軍傳統的正統派戰略，即待美國艦隊前來進攻後再在西太平洋迎擊美國艦隊，並通過艦隊決戰予以殲滅，主張“開戰之初，就猛攻猛打，摧毀敵主力艦隊，使美國海軍與美國人民的士氣沮喪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接著，山本強調指出，在實行這一作戰計劃時，“要有在開戰之初就決一勝敗之思想準備”。在第四部分的“開戰之初應采取之作戰計劃”中，他還把具體進行作戰的要領分三種情況作了詳盡的論述：
第一種情況：如敵主力艦隊的大部分停泊在珍珠港內，則“用飛機編隊將其徹底擊沉並封閉該港”；第二種情況：如敵主力艦隊停泊在珍珠港外，則“按第一種情況處理”；第三種情況：如敵主力艦隊提前從夏威夷出發前來進攻，則“出動決戰部隊予以迎擊，一舉將其殲滅之”。
關於在第一、第二種情況下使用兵力及其任務問題，山本這樣寫道：
一、使用第一航空戰隊（艦空母艦“赤城號”、“加賀號”）、第二航空戰隊（航空母艦“蒼龍號”、“飛龍號”），萬不得已則隻使用第二航空戰隊，在月明之夜或黎明之時出動全部航空兵力，對敵艦進行強攻（突然襲擊），以求全殲。
二、一個魚雷艦戰隊——它在航空母艦遭到敵機反擊而不可避免地沉沒時，負責營救艦上人員。
三、一個潛艇戰隊——它逼近珍珠港（及其他停泊艦隻的地方）附近，迎擊倉皇出動之敵艦，若可能，則在珍珠港口斷然擊沉敵艦，以此來封閉港口。
四、運輸部隊——它由幾艘加油艦充任，以便供應燃料。
如今回顧一下，日本早在1907年4月就製訂了守勢作戰方針。這一方針是：日本海軍根據日本確定的“國防方針”和“用兵綱領”（指陸、海軍根據國防方針的用兵大綱），把美國視為假想敵國，並以美國海軍作為主要目標來調整軍備，迎擊美國艦隊於日本近海。另一方麵，美國早在日俄戰爭（1904-1905）爆發兩個月後的1904年4月，就已經著手研究“橘子計劃”（對日作戰計劃）了。因此，美國方麵要比日本早3年就做好了應付日美之間一旦事態惡化的準備。
盡管如此，日本海軍的對美作戰要領卻因為武器和技術日甚一日地進步和發展，特別是飛機和潛艇的迅速發展而有所變化，這是不言而喻的。這一點也清楚地反映在日美兩國艦隊預期進行決戰的水域上。
日本起初采取的方針是：在小笠原群島一線配備警戒部隊，以搜索前來進攻的美國艦隊，而在奄美大島附近待命的主力部隊則朝敵主力的前進方向出擊，並全力以赴地進行決戰。後來，這條警戒線逐漸向前推進，原來所預期進行決戰的水域也就隨之東移。在1934年左右，這個海域已移到小笠原群島以及包括馬裏亞納群島在內的以西一帶；而到1940年左右，又向前推進到馬紹爾群島以北和馬裏亞納群島以東的東經160度以西的水域。
這樣，日本對美作戰要領雖然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變化，但從1907年開始確定國防方針以來，對橫渡太平洋西進的美國艦隊進行迎擊作戰，日本海軍稱之為“邀擊作戰”的這一積極防禦的基本戰略，卻沒有任何改變。於是，它就被當作日本海軍傳統的正統派的對美戰略思想而發展起來，結果，日本海軍軍備、艦隊編製、教育訓練等等都是以此為基礎而進行的。
然而，在日本海軍中，即使已為這種迎擊作戰的思想所統一，後來由於航空的迅速發展，還是有人對這種傳統的對美戰略表示了不同意見。尤其是在航空人員中間，抱著不同種意見的人特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