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問》講讀。
本篇的主旋律是當位而行。在孔子心中，士君子為政貴在身體力行。如何行？以德行道，以身行仁，修己以行。但是，行還是不行？做還是不做？還要看具體的環境。孔子曰：“邦有道，穀。”在政治清明之時，應該“袞冕而執玉”，穿著禮服，手持圭玉，登朝為官。但若是邦無道之時，還是“穀”，就是恥了。無論外在的環境行還是不行，有道還是無道，內在的信念與堅守不能動搖，邦有道不變，無道亦不忘所守。如此，便可行天下。
一名士人，如果貪戀所安之處，就易於“邦無道，穀”，難以做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難以為了追求“道行天下”而“顛沛必於是，流離必於是”。孔子對於一名士、一名君子的要求，是隨遇而安，素其位而行，同時又什麼都不貪戀，隨時隨地可以舍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最終獲得人格的完全自由，對客觀環境有著完全的超越。
大丈夫要建功立業，行道於天下，就注定不能拘於小節，管仲就是這樣一個人。他與召忽共事公子糾，公子糾爭位失敗被殺後，召忽自殺，管仲沒有隨自己原來的主子而去，轉而投向新的主子，成了齊國的執政大夫，成為齊桓公成就霸業的首要功臣。孔子稱他為仁人，因為孔子心中所奉行的道，是天下國家之王道，是大道。行大道需要大其心，才能入其道，要有洞察本質的智慧與膽識。但是，許多人對管仲都有誤會。由此可知，真正的仁需要勇氣。
正是因為孔子心中裝有大道，所以陳成子大逆不道，以下犯上，弑殺齊簡公，孔子才為正義而奔走相告，最後仍是沒有結果。其實，對於這樣的結果，孔子有著清晰的預期，但他的行動還是奔走相告。一方麵如他自己所言，自己是魯國的大夫，要履行職責，另一方麵還因為他有著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總是盼望著事情能有轉機，萬一太陽真從西邊出來呢？即便是有一絲曙光，他也希望爭取到整個黎明。如泰戈爾所言“泥土飽受侮辱，卻以花朵作為回報”，這就是泥土的一片深情了。
本篇的末章講一名童子，年幼者，他在履行相當於今日通訊員這樣的職責，傳達辭令。隻見這童子坐在成年人坐的位子上，又見他和長輩並肩而行。孔子認為這童子不是個追求進步的人，隻是個急於求成的人。按照禮，童子當坐在屋子的一角，當先生行走時，隨從先生而動。
將本篇的末章與首章對讀，當位而行，不僅是指貫穿於治國安邦的大原則，還包括這日常坐臥。我們的先祖倡導向上仰望，向下紮根，在一大一小間交參互動，此思維模式一以貫之。
問題索引——
人為何要知恥？
關於“好勝、自誇、怨恨、貪心”，做到完全摒棄它們，能不能稱得上“仁”？
何謂成人？一個人呱呱墜地，來到這個世界，是不是就算“成人”了？
一名道德君子，是不是應該“不言，不笑，不取”？
孔子談論衛靈公無道。如是無道，為何沒有喪邦呢？
陳成子弑齊簡公，孔子卻多管閑事，奔走相告，這是什麼情況？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達何方？“下達”通何處？
孔子為何要棲棲惶惶，四處奔波，難道是想表現自己能言善辯的口才，是個“佞者”？
老子讚成“報怨以德”，孔子說的是“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是，有人將此作為儒家與道家、孔子與老子思想不同的鐵證。果真如此嗎？
孔子說沒有人能夠真正理解他。要理解他的什麼？
孔子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可是，明知不可為，為何還要為之？
14。1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憲：原憲，字子思，孔子弟子。孔子為魯國大夫時，原憲曾為孔子家宰。
克：好勝。
伐：自誇。
本章以原憲問恥開篇。在中國文化的價值體係中，恥是非常重要的內容。所有教化的實施，最終有一個落腳點，就是以知恥心為保障。
一個人行動的執行有時需要外在道德的影響力來熏化，有時需要外在的法律條文來約束。但是，還有一種力量遠勝道德影響力的熏化，勝過法律的約束，就是一個人內在的知恥之心。一個人對於自己感到羞恥的事情，自然遠之，避之。若是沒有知恥之心，道德的影響將會無力，法律的作用又何在呢？如老子所講“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如果百姓不怕死，以刑法來威脅他們是沒有用的。同樣的道理，若是沒有知恥之心，即便使用了刑罰，亦隻是舍本求末，並不能從源頭上解決問題。正因此，社會整體榮辱觀的確立和引導尤為重要，引導人以何為榮、以何為恥，才能自動調整、歸位。
原憲作為一名士，孔子希望他積極有為，告訴他“邦有道，穀”。在政治清明之時，應該“袞冕而執玉”，穿著禮服，手持圭玉，登朝為官。但若是邦無道之時，還是拿著官府的俸祿而高枕無憂，就是恥了。
在孔子心中，士君子為政貴在身體力行。如何行？以德行道，以身行仁，修己以行。但是，行還是不行，做還是不做，還要看具體的環境。無論外在的環境行還是不行，有道還是無道，內在的信念與堅守不能動搖，邦有道不變，無道亦不忘所守。如此，便可行天下。
原憲接著問了第二個問題：“克、伐、怨、欲”不行，能不能稱得上“仁”？這裏談到“好勝、自誇、怨恨、貪心”，有人認為這是人的四種“惡德”，要完全摒棄它們很難。正因為難，做到了應該差不多算是仁人了！但是，平心而論，將心比心，若是“好勝、自誇、怨恨、貪心”都是人本性的一部分，真的能夠完全摒棄嗎？若是不能，若是為難，就需要對其進行慎重的思考。對於人性予以充分的尊重，理性認知。當然，這樣做不代表默許、默認，更不代表縱容。關鍵是克什麼，伐什麼，怨什麼，又欲什麼。若是以好勝之心追求技術上的進步，追求學業上的精進，以民之所欲欲之，欲仁而得仁，有何怨，有何不可？反之，一切違背人性的言行，就如孔子所講，是為難。是不是為仁？不知道。
《孔子家語·致思》篇中記載這樣一個小故事：
孔子去楚國，路上遇到一位漁夫，要向夫子獻魚兒。無功不受祿，孔子不受。漁者說：“您看，天這麼熱，集市又那麼遠，恐怕到不了集市就要壞掉了，真是沒法賣了。與其扔到糞土中去，還不如獻給您這樣的君子。”
聽了漁夫的一番話，孔子再拜接受，安排弟子清掃庭院，準備祭祀。門人不解：“人家又不是專門將魚敬奉給您，是怕走不到集市壞掉，都要扔棄了，才順便給您，您還敬重其事，祭後再享用，這是為何呢？”孔子說：“我聽說，因為憐惜食物會變質腐爛，而想把他送給別人的人，這是仁人的同類。哪裏有受仁人的饋贈，而不祭祀的道理？”
看來，仁人並不是講一定要將珍愛之物贈於人，那樣豈不是要忍痛割愛？同理，受人珍愛之物，豈不是奪人所愛？如果能因心疼壞掉，把用不著的東西贈於人，而不丟棄，就能稱得上是仁人了。既不用忍痛割愛，也不要奪人所愛，此可謂之仁人，符合人情、人性的仁人。而這般的“仁舉”，你我都能做到，所以，是為仁，不是為難。
這個故事可與本章對讀。
14。2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所安之處。
士如果懷居，貪戀所安之處，就易於“邦無道，穀”，難以做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難以為了追求“道行天下”而“顛沛必於是，流離必於是”。
孔子對於一名士、一名君子的要求，是隨遇而安，素其位而行，同時又什麼都不貪戀，隨時隨地可以舍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最終獲得人格的完全自由，對客觀環境有著完全的超越。
14。3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直，正直。
孫：通“遜”，謙虛，謹慎。
在心境上有著完全的超脫，麵對現實又務實而高效，這樣出仕才更安全，從而保有效率和品質。具體的方法就如孔子所言：國家政治清明，要言行正直；國家政治昏暗，行為仍然要正直，但說話要謙虛、謹慎。
14。4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德、仁是天理、人心一種全然的涵括，如太和元氣，周流四時，洋溢天地。但華美的言辭，勇敢的行為都是偏其一端。所以真正的有德者必將立言傳世，但語言表達的華美、周全卻未必真正有德。真正的仁者有著全然的勇氣，而行為勇敢之人卻未必出發點就是一顆仁心。
14。5南宮適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適：南容，孔子的弟子。
羿：後羿，夏朝有窮氏的國君。傳說他善於射箭，曾奪得夏朝太康的王位，後被其臣寒浞所殺。
奡：傳說中寒浞的兒子，據說他孔武有力，善於水戰，能夠陸地行舟，後來為夏王少康所殺。
禹：夏朝的開國之君，曾經治理大洪水。
稷：周朝的祖先，又被人尊為穀神，曾教民種植莊稼。
羿、奡都是十足的勇者，但是“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無義，勇就像沒有方向而奔馳的野馬，跑得越快越麻煩。這兩位都是“勇者不必有仁”的代表，而有勇無仁、有勇無義者的結局就是“不得其死然”，不能善終。
禹、稷仁德厚重，百姓至今還在稱讚，是“有德者必有言”的傑出代表。隻有真正尚德，才可流芳百世，萬古長青。如孔子所言：
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所以，在王道與霸道，以德服人與以力服人，仁政與暴政之間，孔子立場堅定。南容的認知講到了孔子的心坎裏，孔子對他大加讚賞。有趣的是，自己的弟子認知到位，孔子心裏美，卻並不當麵誇他。
14。6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仁是人性的自覺，是全然的美德。君子是具有仁德的人，但是要做到十全十美是難之又難。人心唯危，稍有不慎，就會滑坡。此為“君子而有不仁的情況是有的”，但若是言小人具有仁德，這種情況是不存在的。孔子說的是實情。
恰是源於此，我們在思想行進的旅程中，對於漫無目的、沒有價值的想法，對於他人他物惡的情感理應保持覺知，予以抑製。
14。7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就是付出，真正的愛，就會明白付出是愛人的本分；愛就是操勞，真正的愛，就會清楚操勞是愛人的職責。而真正的忠心，必然會直言相諫，提醒一個人保持覺知。因為即便是一名君子，不仁的情況也是有的呀！
愛之深，所以知勞，勞而無怨；忠之切，所以知誨，誨而無悔。關鍵在於接受方還要懂得珍惜。
14。8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裏子產潤色之。”
命：外交辭令。
裨諶、世叔、子羽、子產：均為鄭國的大夫。
行人：掌管朝覲聘問事務的官員，近於現在的外交官。
東裏：地名，子產所居之鄉裏。
從事實上看，本章記載的是鄭國的國家政令形成的過程。但孔子為何要表述這樣一件事情呢？孔子每講任何一件事，本質都是在反映一種價值傾向。一項政令由起草，到討論，到文辭上的修飾，再到最終的潤色審定，足見其慎之又慎，見其誠敬之心，也見任人唯賢，各司其職，政通人和。同時，本章也印證了上章“愛之，能勿勞乎”的觀點。
14。9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伯氏駢邑：伯氏的采邑。伯氏，齊國的大夫。
沒齒：死去。
政通人和，百姓將自然得到慈惠，國家安定繁榮，百姓安居樂業。子產就是這樣一位賢達的國相。當有人問及子西這個人的情況時，孔子的回答：“那個人啊！那個人啊！”怎麼說呢？好像是無法說，無話言。這弦外之音，大約是不滿意。對於善者，總是廣為傳播，對於惡者，隱而不宣。關於管仲，孔子認為可以稱得上是“仁”。他剝奪了伯氏在駢地三百家的采邑，而伯氏雖終生吃粗茶淡飯，至死對他也沒有怨言。這說明管仲的所作所為合情合理，是讓人心服口服的。
這裏說到的子西到底是什麼人？據說春秋時期有三個子西，其中一個是鄭國子產的宗親，曾與子產共同聽政，因為殺害同僚子孔，且把人家的家產給瓜分了，導致聲名狼藉。其他兩個均為楚人，一個曾在魯僖公、文公時期作亂被殺；另外一個是公子申，即令尹子西，他與孔子大約同時。據說，這位令尹子西也算得上賢大夫，但是曾阻止昭王任用孔子，後來又不慎導致了白公之亂，鑄成大錯。我們以為這裏的子西，應該指的是楚國的令尹子西。關係有點微妙，孔子對子西的態度是既有些惋惜，又不願多談。
14。10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此乃人之常情。
14。11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孟公綽：魯國大夫。
趙、魏:晉國卿大夫之家。
老：家臣。
優：寬綽，有餘力。
根據本章孔子所言，孟公綽適合做家臣，為晉國的趙氏、魏氏當管家，綽綽有餘。但是不能勝任滕國、薛國大夫。適合管家者不一定適合管國，孟公綽即是如此。
魯哀公曾向孔子請教如何為政。子曰“為政在人”。為政在得人，得人需要知人。上章言“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是知人之常情。本章言孟公綽的具體情況，還要知人之個性。知常情，知個性，如此知人，才可以做到善任。
14。12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何謂成人？一個人呱呱墜地，來到這個世界，是不是就算“成人”了？在孔子看來當然不是。那麼，一個人到了一定的年齡，是不是就算“成人”了？孔子同樣認為不是！
在孔子看來，人剛剛出生就像一張白紙，所以人們稱讚一個人的純粹與真誠時，往往說他有“赤子之心”。然而，這樣一個人僅僅是一個自然的人。而人生活在社會中，除了有自己的“自然性”，還必須具有一定的“社會性”。人的社會性使人們認識、理解社會，從而主動適應甚至引領社會，這樣有社會性的人，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也就是“成人”。
顯然，人僅僅有一定的年齡，而不具有做“人”的內涵，未必可以稱為“成人”。孔子與弟子子遊一起談論禮的問題時，在孔子看來：
人的自然性就是“人情”。所謂“人情”，就是人們不學就會的東西，一般是指喜、怒、哀、懼、愛、惡、欲這七種情感。人的社會性就是“人義”。所謂“人義”，就是人的內涵，就是“父母慈愛、兒女孝敬、兄長溫良、弟弟尊敬、丈夫仁義、妻子聽從、年長者仁惠、年少者順從、君主寬仁、臣下忠誠”這十種倫理道德。
孔子繼續講：
人在社會上會有種種的喜好。比如食、色，是人們最基本的欲望；死亡和貧苦，是人們最憎惡的事情。竭力追求自己想要的，極力避免自己所厭惡的，是人的本性。人人藏有一顆心，別人無法揣度。善惡都藏在心中，外表不顯現出來，要想用一種方法來徹底尋求，除了禮，還能用什麼呢？
這個禮，其實就是“人義”。所以，人應當陶冶人情，培養人義，講求誠信，追求和睦，崇尚謙讓，消除爭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