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說,一個企業家的最高境界,就是做慈善家。
邵逸夫的名字,在改革開放伊始,並不為大陸人所熟知,因為那時他很少在大陸媒體上露麵。但青年學生、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們,卻都對這個名字不覺陌生,因為在中國每一個省份,幾乎都有逸夫樓、逸夫館。有許多人都在使用邵逸夫捐贈的教育設施,這是邵逸夫關心祖國內地教育事業的表達方式。
邵逸夫是一個商人。他在商言商,從來不避諱承認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於利益的考慮。而邵逸夫作為一個成功的商人,其精明、善算計,在圈內是出了名的。因為他的吝嗇,錯失了李小龍,放走了許冠文。還有一件小事,當時被傳為笑談:
一天,邵氏影城食堂做饅頭的師傅,因事請了一天假。食堂裏沒有饅頭供應,劇務就簽了一張采購單,到總務申請20塊錢,到外邊去買一百個生煎饅頭做道具。簽好就拿去找邵逸夫,請他批準。
邵逸夫一看采購單上,寫的是兩毛錢一個饅頭。而他的片場食堂隻賣一毛錢一個。同時要去尖沙咀買,還要加上汽車燒油的錢。邵逸夫一算賬,認為貴了一倍不止,於是大筆一揮,批下兩個字:不準!
結果所有的人,包括正式演員、特約演員、片場工作人員,因沒有生煎饅頭做道具,不能拍戲,但酬金卻要照拿。於是邵逸夫為了省二十塊錢的饅頭錢,白白損失了一萬多元。事後,連邵逸夫自己也覺得好笑。
所以圈內人都說六叔“數口太精”,也就是過於精明算計的意思。
但是,生意場上極端精明的邵逸夫,卻非常關心社會福利事業。對捐款讚助公益,他從不吝嗇。
有人說,邵逸夫的行為,與他三哥的去世有關。
1983年,邵逸夫的三哥邵山客得了中風,成了植物人。雖然藥物能維持他的生命,卻不能保證他的生命質量。1985年3月2日,邵山客在新加坡病逝,享年88歲。
在兄弟姐妹當中,邵逸夫與邵山客在一起的時間最長,關係也最親密。當年,他就是與邵山客一起,離開家鄉來到新加坡打拚。同甘共苦30餘年,終於在東南亞打出了一片天地。後來,邵逸夫離開邵山客到香港打天下,但兄弟二人的感情,卻終生未渝。
還在邵山客昏迷之際,邵逸夫就痛感天命無情。錢財再多,終是身外之物。人不能與命抗爭,到頭來都是一場空。他知道,三哥在新加坡的口碑並不好,對員工非常吝嗇。作為當地富商,卻很少支持公益慈善事業。如今,巨額財富不能隨他帶進棺材,“慳吝”的名聲卻並不因為他的死亡而離開他。
邵逸夫開始萌發捐錢辦學及提高醫療水平的念頭。他不想步三哥後塵,他想在有生之年改變他已經在人們心目中形成的形象。他想,與其沒完沒了的賺錢,不如在生命還在時,發財立品,積德行善。
其實,邵山客的逝世,有可能是邵逸夫大力投入慈善事業的契機,卻不是最初的開始。事實上,早在1958年,邵逸夫和三哥邵山客,就在他們艱苦創業的地方——新加坡,成立了邵氏基金會。其時,基金會每年都要給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教育、醫療機構捐贈款項,支持當地的教育和慈善事業。
邵逸夫到香港創業之後,又於1973年,在香港創立了“香港邵氏基金會”,致力於促進社會福利事業的建設。同年,邵逸夫以“校董”的身份,給香港“蘇浙公學”捐款50萬元港幣,資助該校新建一座藏書三萬多冊的圖書館。
對這次捐贈,香港教育界舉行了一個儀式,在“蘇浙旅港同鄉會”會館隆重舉行。當時的香港教育司司長簡寧先生主持了這一盛會,港島各界名流顯貴雲集一堂。會上,大家對邵逸夫慷慨捐贈、嘉惠青年的善舉表示感謝,肯定了邵逸夫捐助巨款的重大意義,並宣布接受邵逸夫捐贈而建的圖書館,將命名為“邵逸夫圖書館”。典禮大會上,邵逸夫也以流暢的英語致辭,表示願意為蘇浙公學做點力所能及的貢獻。
此後不久,蘇浙公學擴建校舍,邵逸夫再次捐贈100萬港元。為此,蘇浙旅港同鄉會一致決定,推舉邵逸夫為“永遠榮譽會長”。
後來,邵逸夫又給座落在內地杭州市的浙江大學捐款1000萬港元,用以資助家鄉的教育事業。全校師生通過了對這筆錢的使用決定:在風景如畫的玉泉風景區修建一座科學館,命名為“逸夫科學館”。
最初,邵逸夫傾心於慈善事業,隻是為了散財聚德,是簡單的善有善報的思想。但隨著時光流逝,邵逸夫自己也一天天老去,他越發看透了世俗,看淡了金錢。他搞慈善事業的力度越來越大,主動性也越來越強。邵逸夫說:我的財富取之於民眾,理應用回到民眾。他還在多種場合表示:中國很窮,需要很多金錢來辦學校發展教育,建造醫院治療患病的人。
當年,邵氏影片《表錯七日情》票房突破了千萬,有記者采訪邵逸夫,問他如此之高的票房,賺取了多少利潤。邵逸夫對此表現得相當淡然,笑笑說:賺了多少不是問題,捐了多少錢給國家才是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