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說，一個企業家的最高境界，就是做慈善家。
邵逸夫的名字，在改革開放伊始，並不為大陸人所熟知，因為那時他很少在大陸媒體上露麵。但青年學生、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們，卻都對這個名字不覺陌生，因為在中國每一個省份，幾乎都有逸夫樓、逸夫館。有許多人都在使用邵逸夫捐贈的教育設施，這是邵逸夫關心祖國內地教育事業的表達方式。
邵逸夫是一個商人。他在商言商，從來不避諱承認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於利益的考慮。而邵逸夫作為一個成功的商人，其精明、善算計，在圈內是出了名的。因為他的吝嗇，錯失了李小龍，放走了許冠文。還有一件小事，當時被傳為笑談：
一天，邵氏影城食堂做饅頭的師傅，因事請了一天假。食堂裏沒有饅頭供應，劇務就簽了一張采購單，到總務申請20塊錢，到外邊去買一百個生煎饅頭做道具。簽好就拿去找邵逸夫，請他批準。
邵逸夫一看采購單上，寫的是兩毛錢一個饅頭。而他的片場食堂隻賣一毛錢一個。同時要去尖沙咀買，還要加上汽車燒油的錢。邵逸夫一算賬，認為貴了一倍不止，於是大筆一揮，批下兩個字：不準！
結果所有的人，包括正式演員、特約演員、片場工作人員，因沒有生煎饅頭做道具，不能拍戲，但酬金卻要照拿。於是邵逸夫為了省二十塊錢的饅頭錢，白白損失了一萬多元。事後，連邵逸夫自己也覺得好笑。
所以圈內人都說六叔“數口太精”，也就是過於精明算計的意思。
但是，生意場上極端精明的邵逸夫，卻非常關心社會福利事業。對捐款讚助公益，他從不吝嗇。
有人說，邵逸夫的行為，與他三哥的去世有關。
1983年，邵逸夫的三哥邵山客得了中風，成了植物人。雖然藥物能維持他的生命，卻不能保證他的生命質量。1985年3月2日，邵山客在新加坡病逝，享年88歲。
在兄弟姐妹當中，邵逸夫與邵山客在一起的時間最長，關係也最親密。當年，他就是與邵山客一起，離開家鄉來到新加坡打拚。同甘共苦30餘年，終於在東南亞打出了一片天地。後來，邵逸夫離開邵山客到香港打天下，但兄弟二人的感情，卻終生未渝。
還在邵山客昏迷之際，邵逸夫就痛感天命無情。錢財再多，終是身外之物。人不能與命抗爭，到頭來都是一場空。他知道，三哥在新加坡的口碑並不好，對員工非常吝嗇。作為當地富商，卻很少支持公益慈善事業。如今，巨額財富不能隨他帶進棺材，“慳吝”的名聲卻並不因為他的死亡而離開他。
邵逸夫開始萌發捐錢辦學及提高醫療水平的念頭。他不想步三哥後塵，他想在有生之年改變他已經在人們心目中形成的形象。他想，與其沒完沒了的賺錢，不如在生命還在時，發財立品，積德行善。
其實，邵山客的逝世，有可能是邵逸夫大力投入慈善事業的契機，卻不是最初的開始。事實上，早在1958年，邵逸夫和三哥邵山客，就在他們艱苦創業的地方——新加坡，成立了邵氏基金會。其時，基金會每年都要給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教育、醫療機構捐贈款項，支持當地的教育和慈善事業。
邵逸夫到香港創業之後，又於1973年，在香港創立了“香港邵氏基金會”，致力於促進社會福利事業的建設。同年，邵逸夫以“校董”的身份，給香港“蘇浙公學”捐款50萬元港幣，資助該校新建一座藏書三萬多冊的圖書館。
對這次捐贈，香港教育界舉行了一個儀式，在“蘇浙旅港同鄉會”會館隆重舉行。當時的香港教育司司長簡寧先生主持了這一盛會，港島各界名流顯貴雲集一堂。會上，大家對邵逸夫慷慨捐贈、嘉惠青年的善舉表示感謝，肯定了邵逸夫捐助巨款的重大意義，並宣布接受邵逸夫捐贈而建的圖書館，將命名為“邵逸夫圖書館”。典禮大會上，邵逸夫也以流暢的英語致辭，表示願意為蘇浙公學做點力所能及的貢獻。
此後不久，蘇浙公學擴建校舍，邵逸夫再次捐贈100萬港元。為此，蘇浙旅港同鄉會一致決定，推舉邵逸夫為“永遠榮譽會長”。
後來，邵逸夫又給座落在內地杭州市的浙江大學捐款1000萬港元，用以資助家鄉的教育事業。全校師生通過了對這筆錢的使用決定：在風景如畫的玉泉風景區修建一座科學館，命名為“逸夫科學館”。
最初，邵逸夫傾心於慈善事業，隻是為了散財聚德，是簡單的善有善報的思想。但隨著時光流逝，邵逸夫自己也一天天老去，他越發看透了世俗，看淡了金錢。他搞慈善事業的力度越來越大，主動性也越來越強。邵逸夫說：我的財富取之於民眾，理應用回到民眾。他還在多種場合表示：中國很窮，需要很多金錢來辦學校發展教育，建造醫院治療患病的人。
當年，邵氏影片《表錯七日情》票房突破了千萬，有記者采訪邵逸夫，問他如此之高的票房，賺取了多少利潤。邵逸夫對此表現得相當淡然，笑笑說：賺了多少不是問題，捐了多少錢給國家才是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