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姚家離“大同大學附屬中學一院”（今大同中學）頗遠，但那是在上海很有名氣的一所中學。為了兒子的前途，姚蓬子讓姚文元從重慶中學轉入大同附中，每天來來回回擠公共汽車也毫不顧惜。
兒子進了“大同”，姚蓬子總算放心了。兒子居然在課餘還寫起長篇小說來，這更使姚蓬子欣慰。父親所企望的和兒子所追求的是同一個目標——做作家，做大作家。盡管姚文元跟父親一樣，並不是寫小說的料子——姚蓬子畢生沒有寫出過好小說，姚文元畢生沒有發表過小說。
一九四八年寒假裏發生的一樁事，使姚蓬子深為不安……
那是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大同中學一個姓王的同學突然來到了作家書屋，通知姚文元明天一早到學校去。
姚蓬子以為兒子返校開什麼會。不料，第二天，兒子很晚才回家，說學生證也被警察搜去了。
姚蓬子一盤問，才知道兒子參加學生運動去了！
那時，同濟大學成了上海學生運動的中心：由於學校的“訓導處”開除了幾名進步學生，上海同濟大學全體同學從一月十八日起實行罷課，並決定派出代表赴南京請願。一月二十九日，上海二十七個學校五千多名學生雲集同濟大學，歡送代表團赴南京請願。上海市市長吳國楨派出三千多名軍警前往鎮壓，逮捕二百多名學生。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次長杭立武聲稱要解散同濟大學。大同附中是前往支援同濟學生的二十七所學校之一。這一學生運動發生在一月二十九日，稱為“一·二九”事件。
“胡鬧！”姚蓬子聽說兒子被同學拉去參加遊行，頸部根根青筋怒張。
“我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還多；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飯還多。”姚蓬子擺出老資格，訓斥十七歲的兒子道，“你給我老老實實讀書。你將來靠讀書吃飯，不是靠遊行吃飯！”
說實在的，姚蓬子吃夠了“革命飯”。他知道被捕的滋味是什麼。眼下，他的寶貝兒子要重蹈他的“覆轍”，他不由得怒火中燒。
他告誡兒子，不許再參加學生運動。
此後的報上，關於學生運動的報道中，不斷出現“大同大學附中一院”字樣，使姚蓬子暗暗為兒子擔心。
當兒子在那裏念完高中一年級，姚蓬子便讓兒子轉入另一所上海名牌中學——滬新中學。
滬新中學，亦即江蘇省立上海中學，上海第一流的中學。日軍侵占上海時，取締了作為“江蘇省立”的上海中學。該校遷至法租界順昌路，更名為滬新中學，意即“新的上海中學”。抗戰勝利後，上海中學複校，滬新中學成為上海中學的一個部分。由於上海中學在上海郊區，而滬新中學在市區，報考滬新中學的人反而比上海中學多，盡管上海中學校舍寬敞舒適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
當時的滬新中學擁有一千多名學生。分為理科和商科。姚文元插入理科二年級甲班。
正當姚蓬子為兒子進入滬新中學而高興的時候，不料，就在開學的那一天——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放學回來，姚文元剛剛放下書包，臉上露出神秘的表情。他輕聲地附在父親耳邊說：“爸爸，有件要緊的事，告訴你。”
父親隨他來到臥室，關上房門，姚文元這才說出事情的原委：“今天，我到滬新中學上學，一眼就認出跟我同桌的同學。我知道他叫崔之旺，可是他卻說自己叫‘崔震’。”
“你怎麼會知道他本來的名字？”姚蓬子頓時警覺起來，因為他有過地下工作的經驗，知道哪些人物是經常改名換姓的。
“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姚文元說道，“在大同附中時，我在高一的D班，他在B班。在‘一·二九’事件中，他是大同附中學生的領隊，所以我認得他。那時候，他叫崔之旺。寒假一過，他就被大同附中開除了，我就沒有看見他了。他是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