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穿梭似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來來回回，往返於上海和北京之間。
他們不能放掉上海，因為上海是他們的老巢，是“基地”；
他們不能丟掉北京，因為不在北京稱雄，無法奪得中央大權。
“炮轟張春橋”的浪潮象地火在上海灘下運行，不時噴射出火光，震顫著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根基；
北京，大搏鬥在持續，江青時時需要她的“軍師”和“棍子”，而張春橋和姚文元也時時需要“第一夫人”的提攜，覬覦著中南海、新華門裏的交椅。
上海，北京；北京，上海。張春橋和姚文元幾乎要買京滬之間的“飛機月票”了。
就在上海的“一月革命”鬧得地覆天翻之際，北京也大風大浪，大起大落：
“中南地區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派”開進北京。江青和康生正在為打倒王任重而籌劃於密室，聞訊大喜，當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
頓時，“打倒王任重”的大字標語鋪天蓋地，貼滿京都。
於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刷掉了一個書記。
緊接著，江青順風助瀾，大聲疾呼：“王任重的後台是誰？是陶鑄！他是劉鄧的新的代表人物！”
頓時，“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大字標語，又刷滿北京的大街小巷。
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陶鑄下台了。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被打倒了。
中共中央書記處停止了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取而代之。這樣，“中央文革小組”升了一級。
一九六七年二月，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被林彪、江青一夥誣為“二月逆流”。
在反“二月逆流”的大轟大嗡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刷掉了好幾個，政治局陷於癱瘓。
姚文元興高采烈，居然“詩興”大發，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寫道：
反對資本主義複辟逆流鬥爭已經取得勝利，群眾起來了，很高興。感而賦詩一首。
賀反‘二月逆流’勝利
畫皮惡魔現原形，
紅日噴薄夜氣沉。
敢橫冷眼驅白虎，
豈畏熱血灑黃塵！
雄文四卷擎天柱，
人民七億鎮地金。
大海自有飛龍起，
跳梁小醜豈足論。
兆文
三月二十六日
字裏行間，姚文元咬牙切齒之聲可聞。
中共黨史上出現了史無前例的現象：“中央文革小組”取政治局而代之！
可是，翻遍“中國共產黨黨章”，找不到“中央文革小組”這樣的機構！
“中央文革碰頭會”，成了中國的政治核心，成了最高決策中心！
直到這時，還叫“中央文革小組”，還隻不過是個“小組”，而它已成了至高無上的“小組”。這倒被毛澤東說中了：“不在於名稱，而在於實質。”
隨著這個“小組”一步步登天，“小組”不是越來越大，反而越來越小：
顧問陶鑄被打倒了，隻剩下康生；
副組長王任重、劉誌堅被打倒了，隻剩下江青、張春橋；
組員謝鏜忠、尹達等也被打倒了，隻剩下四枝禿筆——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
這個“小組”成了名副其實的“小組”，加上組長陳伯達，全組不過八個人而已。
當然，這八個人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正式成員。“小組”之下的辦事機構、辦事人員卻隨著“中央文革小組”的鼎盛而不斷擴大、增加。
這時候姚文元的頭銜，依然是“中央文革小組”組員。然而，這個“組員”，“不在於名稱，而在於實質”——實質上已相當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地位了。
四位“秀才”並列為“組員”，姚文元與王、關、戚並駕齊驅。
王力、關鋒、戚本禹跟姚文元一樣，都是從墨水瓶裏爬出來的“大人物”，都是把棍子當作撐竿躍入“中央文革小組”。
中國的王力有兩個。一個王力乃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文學翻譯家、語言學家，潛心於學術研究，“龍蟲並雕，著作等身”，是一位德高望重、造詣甚深的學者。在“文革”中，此王力自然在劫難逃，被掛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大黑牌批鬥。
“中央文革”的王力，則是另一個。此王力是江蘇淮安縣人，比姚文元大九歲。他年輕時便已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東北軍裏從事秘密工作。抗日戰爭勝利之後，調往山東《大眾日報》，擔任記者。不久，出任中共山東渤海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而當時的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兼渤海區黨委書記便是康生。